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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回厂第三天,天刚蒙蒙亮,车间的铁皮屋顶还压着昨夜的霜雪。

  我没去技术组报到——那地方现在待不得。

  赵副厂长那一眼,像钉子一样扎在我后颈上。

  他手里那张照片的角度太准了,不是偶然拍的,是蹲点、是布控、是早就在等我摔一跤。

  我直奔火种工坊。

  门没锁,炉火还在烧。

  老倪蹲在角落捣鼓他的清渣装置,听见脚步声抬头看了我一眼,又低头继续拧螺丝。

  这老头儿话不多,但手底下出活,是我最信得过的人之一。

  我径直走到黑板前,抓起粉笔,重重写下四个大字:五〇八厂事件。

  粉笔灰簌簌落下,像一场无声的雪。

  我在下面划出三行小字:

  “谁需要我失败?”

  “谁从中得利?”

  “下一步往哪切?”

  笔尖停顿片刻,我又补了一句:“所有技改项目,从今天起,全部双轨记录。”

  身后传来推门声。

  苏晚晴站在门口,披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大衣,肩头落了一层薄雪。

  她没说话,只是静静看着黑板上的字,眼神一点一点沉下去。

  “周厂长刚接到通知。”她终于开口,声音很轻,却像刀子划过冰面,“国防科工委下周派专家组来厂,点名要验双联钻模的稳定性。”

  我点头,目光没离开黑板。

  “他们不是来看钻模的。”我说,“是来看我还能不能活着把东西交出来。”

  空气凝住了。

  苏晚晴走近几步,手指轻轻抚过那三行问题,指尖微微发颤。

  “你在准备什么?”

  “准备一场审判。”我转身面对她,声音压得极低,“如果他们要查我,那就让他们查个彻底。我要让每一张纸、每一行字、每一次试车、每一个签名,都经得起放大镜看。”

  当晚,火种工坊灯火通明。

  七个项目负责人全到了,连轮休的老李也赶回来。

  我没提专家组,也没说检查,只让小崔把最近三个月所有技改项目的《协作登记表》重新誊抄一遍。

  “字迹要工整,签名要齐全,日期不能漏。”我站在桌前,语气平静,“咱们现在不光做机器,还得做账本。”

  小崔愣了一下:“林工,这……是不是太正式了?咱们平时不是记个大概就行了吗?”

  “以前是。”我盯着他,“但现在不行。有人想用‘程序问题’咬死我们,那我们就把程序做到滴水不漏。”

  散会前,我单独留下老倪。

  “你那清渣装置的运行日志,从第一天试车到现在,一页都不能少。”我说。

  老倪皱眉:“林工,是不是出啥事了?”

  我拍了拍他肩膀,力道很重:“没事。就是想让以后查的人,连油渍沾在哪页纸上都看得清清楚楚。”

  我知道赵副厂长不会正面攻。

  他会绕后,打“违规操作”、“越权指导”、“技术外泄”这些软肋。

  而我要做的,就是让火种工坊的一切工作,全都晒在阳光下,晒到连影子都没处藏。

  第五天清晨,警报拉响。

  保卫科突然通知全厂干部填写《近期对外技术交流备案表》。

  表格发下来时,我一眼就看见“是否向兄弟单位泄露核心技术”这一栏被加粗标注,还画了红圈。

  好狠的一招。

  这是冲着我去的,目标明确:五〇八厂那次抢修。

  那天我只是顺路帮了个忙,教了几招基础诊断法,连图纸都没画。

  可在这张表上,它就能变成“擅自输出军工经验”的罪证。

  办公室里人人低头填写,气氛压抑得像暴风雨前的铁库房。

  我当众提笔,在“交流内容”栏写下:“传授基础设备诊断法三项:听声辨位、绳测水平、温差定位。”

  接着附上当日四名学徒工的姓名、班组、工号,一字不落。

  交表时,赵副厂长正好踱步进来。

  他穿着崭新的呢子大衣,皮鞋擦得锃亮,笑眯眯地看着我:“小林啊,可别把自家锅底灰,当成金粉撒出去。”

  我低头敬礼,动作标准得像尺子量过:“副厂长说得对,所以我连谁拿过锤子都记了。”

  转身离去时,我故意将复写纸夹层的一份副本留在桌上——那是我亲手整理的《火种计划原始反馈汇编》,封面上印着“仅供内部传阅”。

  我知道他会翻。

  我也知道,当他看到里面密密麻麻的工人签名、试车记录、故障分析图时,会发现这根本不是一个“个人英雄主义”的项目,而是一群人用汗水和时间堆出来的集体成果。

  他们可以打压我,但压不住七十二个签字的手。

  周末夜校照常举行。

  教室里的煤炉烧得很旺,窗玻璃结着厚厚的冰花。

  工人们陆陆续续进来,搓着手,哈着气,有人还带着孩子的小棉袄来蹭暖和。

  我站在讲台前,翻开一本崭新的笔记本。

  “今晚不讲机械原理。”我说,“咱们讲——如何写好一份技术说明。”

  台下一片安静。

  我拿起粉笔,在黑板上一笔一划写下:“日期:1963年2月17日。”

  然后是:“主讲人:林钧。”

  再然后,是一幅简单的轴承装配简图,线条清晰,标注分明。

  “你们每一张纸……”我顿了顿,目光扫过那一张张粗糙却专注的脸,“都要记得,有人在等着挑错。”我站在讲台前,粉笔灰沾在指尖,像一层细盐。

  教室里很静,只有炉火噼啪作响,偶尔夹杂着谁家孩子在母亲怀里翻身的窸窣声。

  七十二双眼睛盯着黑板,那些平日抡大锤、扳扳手的手,此刻握着铅笔,在本子上一笔一划地抄录日期与姓名。

  “你们每一张纸,都是证据。”我的声音不大,却压过了煤炉的嗡鸣,“别人想说你是瞎猫碰上死耗子,你就用一百张纸告诉他——我们是睁着眼打的靶。”

  台下有人低头记,有人怔怔出神,还有人悄悄抹了眼角。

  我知道他们在怕什么。

  赵副厂长那一张《备案表》像刀子,割开了平静的表皮,露出底下暗涌的血痕。

  可越是这时候,越不能退。

  技术可以被质疑,成果可以被审查,但记录——只要白纸黑字还在,就没人能抹掉我们流过的汗。

  课到尾声,小李嫂最后一个走。

  她把棉袄裹紧了些,从篮子里端出一碗热豆花,塞进我手里:“林工,趁热吃。”

  我没推辞,捧着碗,暖意顺着掌心往上爬。

  “食堂姐妹们商量好了,”她压低嗓音,眼圈微红,“要是真有人要动你,我们就集体去局里喊冤。你说咋改机床,咱们就咋改;你要坐牢,我们也陪你蹲大狱!”

  她说完转身跑了,背影撞开一扇结霜的门,雪花卷进来,扑在脸上,冷得刺骨。

  我站在原地,碗里的热气往上蹿,模糊了窗上的冰花。

  透过那层雾,我看见远处火种工坊的灯还亮着,像一颗钉进黑夜的钉子。

 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:火种之所以烧不灭,不是因为我多能耐,而是它早已不在一个人手里。

  它藏在老倪的清渣日志里,在小崔誊抄的登记表上,在七十二个签名的指印间,在这一碗冒着热气的豆花中——它是无数双粗糙的手,一点一点,从冻土里托起来的光。

  周一清晨,雪下得更急了。

  周厂长派人来叫我时,天刚亮。

  我披上那件磨得发白的军绿棉袄,踩着积雪往办公楼走。

  脚印一行行留在身后,很快又被新雪掩埋。

  办公室门关着,冯老已在座,眉头拧成疙瘩。

  周厂长见我进来,抬手示意关门。

  “科工委来人提前到了。”他声音压得很低,“九点整,直奔档案室,调你的政审材料。”

  我站着没动,只掏出怀表看了一眼:“十点半。”

  “你还惦记着演示会?”冯老盯着我,“他们还没查完你的人,就要先验你的活?”

  “正因为他们查人,我才更要让他们看活。”我收起表,语气平静,“二十个炮栓毛坯已备好,铜、铁、合金钢、废料回炉料全有。他们随便挑,当场装机,当场试压。”

  冯老沉默片刻,忽然笑了:“你小子……是要逼他们在看完了‘真本事’之后,再开口说‘不行’?”

  “不是逼。”我拉直衣领,目光扫过两位老人,“是让他们知道——就算椅子被人焐热了,轮不到我坐,我也能站着把活干成。”

  话音未落,窗外一道人影闪过走廊尽头。

  赵副厂长立在档案室外,正将一份复印材料塞进一个穿中山装的男人手里。

  那人翻开第一页,纸角赫然印着“海外关联核查增补页”,批注栏添了一行鲜红的字迹:

  “需进一步核实其父母与境外组织往来记录。”

  风未止,火正燃。

  而此刻,双联钻模演示会前十分钟,车间外雪花纷飞。

  我站在操作台前,亲自检查最后一道传动轴间隙。

  金属冰凉,指节发僵,但我一丝不苟地测着公差。

  就在这时,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,伴随着一阵熟悉的蓝布大衣拂过雪地的轻响——

  苏晚晴匆匆赶来,眉梢挂着霜,手里攥着一张刚从电报房取来的加急通报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