另一边，还是1987年的7月，又有一件事震动了文学界。
由已经过世的丁凌创办的《中国》杂志，继改为长篇季刊，内部多次动荡以后，于今年7月正式终刊。
在许多人看来，这本丁凌晚年倾尽全部心血创办的大型文学期刊《中国》，是丁凌晚年一道异常亮丽的风景线。
为什么会办这本刊物呢？
原因其实是84年的时候，在京城召开了一个创作座谈会。
然后这次座谈会就成了一次老作家的聚会，会上来了很多老作家，草明、舒群、魏巍、雷加、骆宾基、姚雪垠、李纳、曾克、西虹、逯斐、林斤澜等.
这时候草明就提出一个问题：
现在青年作家和老作家之间有些隔阂。
这一点马上得到其他老作家的认同。
刚拿下“茅盾文学奖”的魏巍说：新老作家之间的关系还不是普遍很密切，为了我们革命的文学事业，文学刊物对新老作家至少要一视同仁。
舒群也非常激动，立刻为许多老作家待遇低鸣起了不平：
“我们许多三十年代就很出名的老作家，现在看病要车难，家里又没有电话。有的领导不够坐专车的资格，不够住木樨地高干楼的资格，却什么都能捞到手，还不是因为他们有权，老作家没权？”
这话里话外，老作家们的意思其实很简单。
他们这些老作家被“搁置”了，越来越不受重视，也没有获得老作家们应得的待遇。
当天，冯沐这些个在座级别比较高的作协领导，全都一时语塞，脸涨得通红。
第二天，还是这个会上，丁凌颇为感慨地号召：我们的老作家都是“宝”哇，都有一肚子创作经验，现在很多部门都在抢救资料，我们应该把这些“宝”也抢救下来，这是中国文学的一笔财富！
魏巍由于路上堵车，来晚了，但是一开口就直奔主题：
“我想提个建议，昨天会议上有人发言中提到成立一个《老作家文学》，这是戏言，说笑话。但是昨天散会以后，我就反复考虑这个问题：我们作协是不是真的需要再创办一个刊物？”
也正是因为这次会议上的讨论，因为魏巍的提议，丁凌脑海中渐渐有了一个想法。
可以这么说：《中国》的创办，就是为了给老作家争取文学阵地。
另外呢，这部刊物又是“民办公助”办刊模式的一次摸索。
丁凌给上面打的办刊申请报告里就写了。
其一，申请办刊者是一批“大多已进入老年”、“不甘默默无为，愿意为繁荣**文学贡献余生”的“老同志”。
其二，办刊经费“除创刊阶段请求银行贷款外，此后刊物及其他出版物一律自负盈亏，不要国家补贴，并考虑实行集资认股。”
这在所有的单位里，绝对是一项壮举。
在丁凌的不断努力下，杂志创刊，虽说创刊宗旨是一本老作家的刊物，但产生之后，这部刊物诞生于80年代中期的刊物，慢慢开始承担了承上启下的功能，也部分的承担了文学干预现实的功能。
文学“新生代”的崛起，这部《中国》功不可没。
它发表当时备受争议的遇罗锦的散文，发表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文章，发表了朦胧派的诗歌，发表了残雪的成名作，还发表了贾平凹的.
很多“85新潮”后涌现的年轻作家都是在《中国》上先露面的。
然而这部在文化界共同瞩目下诞生的文学刊物，这部已经载满荣誉的刊物，竟然只存在短短不到两年时间，就这样仓促的夭折。
一时间，无数熟悉其中内幕的作家，以及与丁凌交好的友人，都感到无穷的悲哀与惋惜。
沈从文最近身体也不太好，虽然在这几年，他的名气渐渐恢复，重新得到了文学界的关注，也被分配了新房子，有了宽大的工作室，然而他的写作和研究已力不从心。
他的手不听使，写不成文章。
这天，他的助理王亚蓉将《中国》终刊的事情讲给了他，年迈的沈从文怔了一下，恍惚了许久都没回过神，王亚蓉从他的眼中看到了惋惜，看到了遗憾。
“亚蓉，能不能劳烦你去帮我买上一份这部刊物的终刊？”沈从文开口说，“我想看看。”
“不麻烦，沈老师。”
王亚蓉立刻答应下来，很快将一份崭新的《中国》交到沈从文的手上。
沈从文颤颤巍巍的手轻抚过杂志的封面，上面印着《中国》杂志的刊徽：一个像太阳般鲜红的大圆球，上面迭印着一张雪白的、飘动的稿纸，象征着生机勃发的文学事业。
“八十岁了，还创办这么一个刊物，真是了不起啊。”沈从文感叹一声。
要说起他和丁凌之间的是非恩怨，那真是说不完，都说人老了也就看开了，可哪怕是到了晚年，丁凌对他的敌意也始终没能化解。
可在沈从文这里，那个文学炽热的年代，那个春风都带着墨香的1925年，他和丁凌这俩湘西的骄子，还有丁凌的伴侣胡也频，一同在香山那间简陋却充满温情的小屋里，度过了那段贫困却充满**的创作初期。
那时的他们，是彼此最坚实的后盾。
三人之间的关系远超过朋友，丁凌与胡也频这对夫妇给了沈从文远超过朋友的信任，而沈从文也总是能在丁凌与胡也频争吵时居中调和。
总而言之，这是一个三人共同组成的小家。
三人一度被小报描绘成“三角恋爱”的传奇，甚至传言“大被同眠”。
沈从文曾写过的一首《呈小莎》，更是让外界对他们的关系猜测纷纷。
诗句中的暗指，似乎都在诉说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情谊，如同春日里悄然绽放的花朵，虽不张扬，却充满生机。
然而他们的道路最终分岔，各自走向了不同的未来，曾经的挚友，也成了文学道路上的陌路人，甚至最后决裂，丁凌痛斥沈从文为“贪生怕死的胆小鬼”，沈从文虽未直接回应，但私下里却如同“背后挨刀”。
后来丁凌也试图邀沈从文共餐，以缓和关系，她觉得自己已经年迈，不想再让这段恩怨继续下去。
然而，沈从文却保持着自己的自尊，以“怎能与骂我者同桌”为由拒绝，并且态度非常坚决，没有丝毫的妥协余地。
于是，斯人已逝，徒留遗憾。
沈从文脑海中闪烁着一幕幕的过往，眼眶渐湿，手掌轻抚《中国》，眼见就连过往友人创办的这部刊物也终于夭折，心中情绪说不出的复杂。
有句话说得好，人的一生中通常被认为有三次“死亡”：
第一次死亡是生理上的，这是生物学上的定义，指的是心脏停止跳动和呼吸消逝，此时在社会上被认为是死亡。
第二次死亡是社会关系上的，指的是葬礼上，认识你的人都来祭奠，你在社会关系中消逝，这是一个正式的仪式，让亲人和朋友有机会最后告别，表达对逝者的怀念。
第三次死亡是真正的死亡，是指当世界上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也去世后，你在这个世界上的痕迹被彻底遗忘。这时，你真正地被世界所遗忘，被称为终极死亡。
于沈从文来说，这部倾注着丁凌晚年全部心血的刊物“死亡”，何尝不是丁凌的又一次死亡呢？
丁凌，这位名躁20世纪的中国著名女作家，这位为中国现代文学作出过无法取代贡献的女作家，将来还会有几人记得呢？
连她办的刊物都容不下，更何况她的文章？
沈从文越想越多，也越想越悲，眼神模糊间，已经老花的双眸隐约看到一行醒目文字。
他调整眼镜，好不容易才看清楚这一行字，也是《中国》这部刊物的终刊词：
“我要这样宣告，我们无罪，然后我们凋谢。——江弦”
沈从文感到身体一抖。
“好！”
“写的真好！”
以“宣告无罪”的强音起始，却以“凋谢”的沉静收束，形成宣言与宿命、抗争与接受的复调。
简练如诗的悲壮，正凝缩了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抗争与尊严抉择。
而且“凋谢”这个词用的很漂亮。
“凋谢”并非是自然消亡，而是外部压力下的被迫落幕。
这句终刊词以花朵凋零为喻，既流露无奈，亦保留体面。
而且相较于“死亡”“摧毁”这些表述，“凋谢”蕴含自然诗学：
它承认消亡的必然性，同时赋予其尊严感。
另外，在基督思想中，“罪归基督，义归世人”的救赎逻辑，亦为“凋谢”注入牺牲与重生的双重可能。
因此，“凋谢”是生命周期的完成，而非耻辱的溃败。
这样一句终刊词，将一部杂志无奈且耻辱的终结，升华为对文化薪火相传的信念。
沈从文的眸子又渐渐清澈了。
这样一句终刊词，毫无疑问是对他刚才失落最大的慰藉。
“要感谢江弦哟。”他对妻子张兆和说。
“怎么了？”
“他给《中国》写了一句好终刊词啊，冰之若是泉下有知，恐怕魂灵也会觉得安稳。”沈从文一脸欣慰的说。
冰之正是丁凌的字。
在沈从文眼里，他把江弦给《中国》写终刊词的事儿看的很重。
中国人讲究立德、立言、立行，死后这些都是要写在墓碑上，以求得人死留名，这便是“墓志铭”。
而对于一部刊物来说，终刊词就相当于这部刊物的“墓志铭”。
《中国》这部刊物的“墓志铭”其实是很不好写的，而江弦以最巧妙的方式给它写下了这句话，以“凋谢”来换取精神上的不朽。
“写的真好。”张兆和读过以后，也觉得江弦这句“终刊词”承载着莫大的精神力量。
“‘凋谢’并非终点，思想无罪，尊严不死，凋谢的花瓣之下，土壤永远在等待新的绽放。”
与此同时，关注到《中国》这份终刊词的，当然不止沈从文夫妇这一对。
随着《中国》刊物的停办，这句写在终刊上的终刊词，迅速成为文化界关注和讨论的焦点。
《诗刊》的编辑部迅速讨论起这句终刊词，认为这不仅是一句终刊词，更是一句绝美的诗句。
有人忍不住感叹，虽然江弦的才华更多的表现在写作上，但在他的骨子里，他其实是一名诗情无与伦比的诗人。
他的每一首诗词，都不是无的放矢的矫揉造作，而是真的被赋予了情感的力量在其中。
此次《中国》杂志上的这一句终刊词，正是对这一点最好的验证。
而除了《诗刊》以外，大量的作家、评论家、老一辈知识分子，发表了大量文章，来祭奠这部丁凌创办刊物的终刊，而这些文章的中心，都围绕在江弦的那句终刊词上。
卓永良正拿着从艾青那儿得来的一首诗，犹豫是否采用。
而《中国》的终刊词，也很快传入他的耳中，在唏嘘过后，得知江弦这句终刊词，竟然引发了现象级的社会讨论。
卓永良马上下定决心，采纳那首艾青推荐来的江弦所作诗词，用作两岸文化交流。
与此同时，关于江弦这句终刊词的讨论里，有人发掘出，江弦写这一句终刊词的时间，几乎与前段时间《顽主》引发的争议所重合。
所以江弦的这一句终刊词，一语双关，其中不仅饱**对《中国》这份杂志的惋惜，也有着他对自己《顽主》这篇文章遭受非议的不忿。
已渐渐呈消停之势的对《顽主》的讨论，又一次被这句终刊词所引发。
这一次，大部分的文学评论和讨论，开始站在《顽主》的支持面，谴责的声音几乎被压倒性的覆盖。
而米家山正和峨眉厂的领导，商讨着拍摄《顽主》的事项。
当《顽主》这样一篇送到峨眉厂领导手里的时候，峨影的委员会当然是不批的，认为这部即便出自江弦之手，也难以改编成影视作品。
而且峨眉厂自古没什么钱，经济紧张，每决定拍摄一部片子都是慎重考虑的结果，绝对不能轻易陪着米家山折腾。
米家山气愤之下，直接找到厂长：
“咱们签军令状吧，成本60万，我还你100万，成本80万，我还你120万，要是赔钱，停发我两年工资，两年内我不拍戏。”
这会儿拍电影是计划经济路线，导演不对利润负责，而米家山这话等于签了一份责任合同，拿生计赌了一次执导权。
但即便话说到这份上，领导们也不愿意答应，偌大一个厂子，总不能因为一名导演的气话，就轻易对拍摄任务做出决定。
可见到《顽主》的热度又一次被炒至顶点。
峨影厂的领导坐不住了。
由已经过世的丁凌创办的《中国》杂志，继改为长篇季刊，内部多次动荡以后，于今年7月正式终刊。
在许多人看来，这本丁凌晚年倾尽全部心血创办的大型文学期刊《中国》，是丁凌晚年一道异常亮丽的风景线。
为什么会办这本刊物呢？
原因其实是84年的时候，在京城召开了一个创作座谈会。
然后这次座谈会就成了一次老作家的聚会，会上来了很多老作家，草明、舒群、魏巍、雷加、骆宾基、姚雪垠、李纳、曾克、西虹、逯斐、林斤澜等.
这时候草明就提出一个问题：
现在青年作家和老作家之间有些隔阂。
这一点马上得到其他老作家的认同。
刚拿下“茅盾文学奖”的魏巍说：新老作家之间的关系还不是普遍很密切，为了我们革命的文学事业，文学刊物对新老作家至少要一视同仁。
舒群也非常激动，立刻为许多老作家待遇低鸣起了不平：
“我们许多三十年代就很出名的老作家，现在看病要车难，家里又没有电话。有的领导不够坐专车的资格，不够住木樨地高干楼的资格，却什么都能捞到手，还不是因为他们有权，老作家没权？”
这话里话外，老作家们的意思其实很简单。
他们这些老作家被“搁置”了，越来越不受重视，也没有获得老作家们应得的待遇。
当天，冯沐这些个在座级别比较高的作协领导，全都一时语塞，脸涨得通红。
第二天，还是这个会上，丁凌颇为感慨地号召：我们的老作家都是“宝”哇，都有一肚子创作经验，现在很多部门都在抢救资料，我们应该把这些“宝”也抢救下来，这是中国文学的一笔财富！
魏巍由于路上堵车，来晚了，但是一开口就直奔主题：
“我想提个建议，昨天会议上有人发言中提到成立一个《老作家文学》，这是戏言，说笑话。但是昨天散会以后，我就反复考虑这个问题：我们作协是不是真的需要再创办一个刊物？”
也正是因为这次会议上的讨论，因为魏巍的提议，丁凌脑海中渐渐有了一个想法。
可以这么说：《中国》的创办，就是为了给老作家争取文学阵地。
另外呢，这部刊物又是“民办公助”办刊模式的一次摸索。
丁凌给上面打的办刊申请报告里就写了。
其一，申请办刊者是一批“大多已进入老年”、“不甘默默无为，愿意为繁荣**文学贡献余生”的“老同志”。
其二，办刊经费“除创刊阶段请求银行贷款外，此后刊物及其他出版物一律自负盈亏，不要国家补贴，并考虑实行集资认股。”
这在所有的单位里，绝对是一项壮举。
在丁凌的不断努力下，杂志创刊，虽说创刊宗旨是一本老作家的刊物，但产生之后，这部刊物诞生于80年代中期的刊物，慢慢开始承担了承上启下的功能，也部分的承担了文学干预现实的功能。
文学“新生代”的崛起，这部《中国》功不可没。
它发表当时备受争议的遇罗锦的散文，发表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文章，发表了朦胧派的诗歌，发表了残雪的成名作，还发表了贾平凹的.
很多“85新潮”后涌现的年轻作家都是在《中国》上先露面的。
然而这部在文化界共同瞩目下诞生的文学刊物，这部已经载满荣誉的刊物，竟然只存在短短不到两年时间，就这样仓促的夭折。
一时间，无数熟悉其中内幕的作家，以及与丁凌交好的友人，都感到无穷的悲哀与惋惜。
沈从文最近身体也不太好，虽然在这几年，他的名气渐渐恢复，重新得到了文学界的关注，也被分配了新房子，有了宽大的工作室，然而他的写作和研究已力不从心。
他的手不听使，写不成文章。
这天，他的助理王亚蓉将《中国》终刊的事情讲给了他，年迈的沈从文怔了一下，恍惚了许久都没回过神，王亚蓉从他的眼中看到了惋惜，看到了遗憾。
“亚蓉，能不能劳烦你去帮我买上一份这部刊物的终刊？”沈从文开口说，“我想看看。”
“不麻烦，沈老师。”
王亚蓉立刻答应下来，很快将一份崭新的《中国》交到沈从文的手上。
沈从文颤颤巍巍的手轻抚过杂志的封面，上面印着《中国》杂志的刊徽：一个像太阳般鲜红的大圆球，上面迭印着一张雪白的、飘动的稿纸，象征着生机勃发的文学事业。
“八十岁了，还创办这么一个刊物，真是了不起啊。”沈从文感叹一声。
要说起他和丁凌之间的是非恩怨，那真是说不完，都说人老了也就看开了，可哪怕是到了晚年，丁凌对他的敌意也始终没能化解。
可在沈从文这里，那个文学炽热的年代，那个春风都带着墨香的1925年，他和丁凌这俩湘西的骄子，还有丁凌的伴侣胡也频，一同在香山那间简陋却充满温情的小屋里，度过了那段贫困却充满**的创作初期。
那时的他们，是彼此最坚实的后盾。
三人之间的关系远超过朋友，丁凌与胡也频这对夫妇给了沈从文远超过朋友的信任，而沈从文也总是能在丁凌与胡也频争吵时居中调和。
总而言之，这是一个三人共同组成的小家。
三人一度被小报描绘成“三角恋爱”的传奇，甚至传言“大被同眠”。
沈从文曾写过的一首《呈小莎》，更是让外界对他们的关系猜测纷纷。
诗句中的暗指，似乎都在诉说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情谊，如同春日里悄然绽放的花朵，虽不张扬，却充满生机。
然而他们的道路最终分岔，各自走向了不同的未来，曾经的挚友，也成了文学道路上的陌路人，甚至最后决裂，丁凌痛斥沈从文为“贪生怕死的胆小鬼”，沈从文虽未直接回应，但私下里却如同“背后挨刀”。
后来丁凌也试图邀沈从文共餐，以缓和关系，她觉得自己已经年迈，不想再让这段恩怨继续下去。
然而，沈从文却保持着自己的自尊，以“怎能与骂我者同桌”为由拒绝，并且态度非常坚决，没有丝毫的妥协余地。
于是，斯人已逝，徒留遗憾。
沈从文脑海中闪烁着一幕幕的过往，眼眶渐湿，手掌轻抚《中国》，眼见就连过往友人创办的这部刊物也终于夭折，心中情绪说不出的复杂。
有句话说得好，人的一生中通常被认为有三次“死亡”：
第一次死亡是生理上的，这是生物学上的定义，指的是心脏停止跳动和呼吸消逝，此时在社会上被认为是死亡。
第二次死亡是社会关系上的，指的是葬礼上，认识你的人都来祭奠，你在社会关系中消逝，这是一个正式的仪式，让亲人和朋友有机会最后告别，表达对逝者的怀念。
第三次死亡是真正的死亡，是指当世界上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也去世后，你在这个世界上的痕迹被彻底遗忘。这时，你真正地被世界所遗忘，被称为终极死亡。
于沈从文来说，这部倾注着丁凌晚年全部心血的刊物“死亡”，何尝不是丁凌的又一次死亡呢？
丁凌，这位名躁20世纪的中国著名女作家，这位为中国现代文学作出过无法取代贡献的女作家，将来还会有几人记得呢？
连她办的刊物都容不下，更何况她的文章？
沈从文越想越多，也越想越悲，眼神模糊间，已经老花的双眸隐约看到一行醒目文字。
他调整眼镜，好不容易才看清楚这一行字，也是《中国》这部刊物的终刊词：
“我要这样宣告，我们无罪，然后我们凋谢。——江弦”
沈从文感到身体一抖。
“好！”
“写的真好！”
以“宣告无罪”的强音起始，却以“凋谢”的沉静收束，形成宣言与宿命、抗争与接受的复调。
简练如诗的悲壮，正凝缩了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抗争与尊严抉择。
而且“凋谢”这个词用的很漂亮。
“凋谢”并非是自然消亡，而是外部压力下的被迫落幕。
这句终刊词以花朵凋零为喻，既流露无奈，亦保留体面。
而且相较于“死亡”“摧毁”这些表述，“凋谢”蕴含自然诗学：
它承认消亡的必然性，同时赋予其尊严感。
另外，在基督思想中，“罪归基督，义归世人”的救赎逻辑，亦为“凋谢”注入牺牲与重生的双重可能。
因此，“凋谢”是生命周期的完成，而非耻辱的溃败。
这样一句终刊词，将一部杂志无奈且耻辱的终结，升华为对文化薪火相传的信念。
沈从文的眸子又渐渐清澈了。
这样一句终刊词，毫无疑问是对他刚才失落最大的慰藉。
“要感谢江弦哟。”他对妻子张兆和说。
“怎么了？”
“他给《中国》写了一句好终刊词啊，冰之若是泉下有知，恐怕魂灵也会觉得安稳。”沈从文一脸欣慰的说。
冰之正是丁凌的字。
在沈从文眼里，他把江弦给《中国》写终刊词的事儿看的很重。
中国人讲究立德、立言、立行，死后这些都是要写在墓碑上，以求得人死留名，这便是“墓志铭”。
而对于一部刊物来说，终刊词就相当于这部刊物的“墓志铭”。
《中国》这部刊物的“墓志铭”其实是很不好写的，而江弦以最巧妙的方式给它写下了这句话，以“凋谢”来换取精神上的不朽。
“写的真好。”张兆和读过以后，也觉得江弦这句“终刊词”承载着莫大的精神力量。
“‘凋谢’并非终点，思想无罪，尊严不死，凋谢的花瓣之下，土壤永远在等待新的绽放。”
与此同时，关注到《中国》这份终刊词的，当然不止沈从文夫妇这一对。
随着《中国》刊物的停办，这句写在终刊上的终刊词，迅速成为文化界关注和讨论的焦点。
《诗刊》的编辑部迅速讨论起这句终刊词，认为这不仅是一句终刊词，更是一句绝美的诗句。
有人忍不住感叹，虽然江弦的才华更多的表现在写作上，但在他的骨子里，他其实是一名诗情无与伦比的诗人。
他的每一首诗词，都不是无的放矢的矫揉造作，而是真的被赋予了情感的力量在其中。
此次《中国》杂志上的这一句终刊词，正是对这一点最好的验证。
而除了《诗刊》以外，大量的作家、评论家、老一辈知识分子，发表了大量文章，来祭奠这部丁凌创办刊物的终刊，而这些文章的中心，都围绕在江弦的那句终刊词上。
卓永良正拿着从艾青那儿得来的一首诗，犹豫是否采用。
而《中国》的终刊词，也很快传入他的耳中，在唏嘘过后，得知江弦这句终刊词，竟然引发了现象级的社会讨论。
卓永良马上下定决心，采纳那首艾青推荐来的江弦所作诗词，用作两岸文化交流。
与此同时，关于江弦这句终刊词的讨论里，有人发掘出，江弦写这一句终刊词的时间，几乎与前段时间《顽主》引发的争议所重合。
所以江弦的这一句终刊词，一语双关，其中不仅饱**对《中国》这份杂志的惋惜，也有着他对自己《顽主》这篇文章遭受非议的不忿。
已渐渐呈消停之势的对《顽主》的讨论，又一次被这句终刊词所引发。
这一次，大部分的文学评论和讨论，开始站在《顽主》的支持面，谴责的声音几乎被压倒性的覆盖。
而米家山正和峨眉厂的领导，商讨着拍摄《顽主》的事项。
当《顽主》这样一篇送到峨眉厂领导手里的时候，峨影的委员会当然是不批的，认为这部即便出自江弦之手，也难以改编成影视作品。
而且峨眉厂自古没什么钱，经济紧张，每决定拍摄一部片子都是慎重考虑的结果，绝对不能轻易陪着米家山折腾。
米家山气愤之下，直接找到厂长：
“咱们签军令状吧，成本60万，我还你100万，成本80万，我还你120万，要是赔钱，停发我两年工资，两年内我不拍戏。”
这会儿拍电影是计划经济路线，导演不对利润负责，而米家山这话等于签了一份责任合同，拿生计赌了一次执导权。
但即便话说到这份上，领导们也不愿意答应，偌大一个厂子，总不能因为一名导演的气话，就轻易对拍摄任务做出决定。
可见到《顽主》的热度又一次被炒至顶点。
峨影厂的领导坐不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