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安。
东宫显德殿中，
李世民正跟宰相和三司官员，商议仍然严重的盗贼问题。
开府仪同三司长孙无忌今日上殿议事，“陛下，治沉疴下猛药，治乱世用重典，宜猛不宜宽。
请严刑峻法以治之！”
皇帝哂笑，
摇了摇头道：“民之所以为盗，皆因赋役繁重，官吏贪求，饥寒交集，便顾不上礼仪廉耻了。
朕当去奢省费，轻徭薄赋，选用廉吏，让百姓吃穿有余，则自然不再为盗，何必用严刑重法呢？”
户部侍郎孙伏伽提议，
“请在全国州县全面恢复义仓之制，令诸州百姓及军人，劝课当社，共立义仓，收获之日，随其所得，劝课出粟及麦，于当社造仓窖贮之。
若时有不熟，当社有饥馑者，即以此谷赈给。”
孙伏伽也认为百姓为盗，皆因饥馑，建立义仓，备粮赈灾救荒，百姓有口吃的，绝大多数人便都不会去做贼盗。
这就是从源头上止盗，而不是靠严刑峻法来止盗。
李世民大为赞同此提议。
其实义仓不是新鲜事，隋朝时就设立了，开始叫社仓，建于村社，官府劝课，而不强迫，也由村社自己管理。
是民间公益的。
但是后来，社仓的粮食，被朝廷盯上，于是朝廷要求社仓必须建立在州城县城，并且要由官吏征收管理，
甚至从劝课，也变成了上户不过一石，中户不过七斗，下户不过四斗的强制征收。
到了隋大业年间，国用不足，义仓粮经常被挪用以充官费。
等真正发生饥荒时，管理义仓的官吏，却不肯开仓放粮，甚至是无粮可放了。
义仓的挪用和贪污问题都很严重。
大唐开国以来，也沿用了义仓制度，一开始就是隋朝那套。
现在孙伏伽提出，重建义仓，是重建最开始的社仓那套，于村社里建仓，百姓自愿捐粮，自己管理，遇饥荒也是优先赈济本社村民。
社仓就跟民间的合作社一样，数户或数十户百姓结为社，互帮互助。
兵部郎中戴胄站出来反对，“义仓当由朝廷统一管理才行，十几户几十户一社的社仓，管理、贮存上都有诸多不便。”
吏部侍郎韩仲良也道，“先前各地义仓，大体沿用前朝制度，但因动荡，有的地方按户等征收，有的地方按田劝课，
臣以为，当统一制度，王公以下垦田，亩纳二升，其粟麦粳稻之属，各依土地，贮之州县，以备凶年。”
朝廷粮食的储备，中央有太仓、各转运仓、军仓，地方上有正仓、常平仓，民间储备是义仓、社仓。
“陛下，民以食为天，食以安为先。将义仓纳之于朝廷官府管理，也能杜绝混乱的情况，保证这些粮食的安全。
若遇灾荒，可以允许地方先开仓放粮再上报，以便尽快救济百姓。”
“义仓粮按亩纳粮二升，田多者多纳，田少者少纳，无田者不纳，先前李司徒安抚河南河北河东等地，
也都是推行此法，
按平均亩产一石计算，亩纳二升，则百取其二，负担绝不算重。”
如今天下户籍三百万，若是按户征收，平均一户五斗，那义仓粮一年能征一百来万石。
而如果按亩征收，所有耕地，包括王公贵族都要按亩征收二升，那能征收的义仓粮额就要翻好几翻。
数亿亩地，那就是数百万石，甚至上千万石粮。
检校侍中兼户部尚书裴矩也支持按亩征收义仓粮，义仓设于州县，由官府派官吏专门管理。
裴矩原就是隋朝高官，他很清楚义仓强制征收和官府管理，必然导致一旦官用不足，必然挪用义仓粮，很难真正做到只用于赈贷灾荒。
可他现在是户部尚书，管理国家财政，深知现在朝廷府库空虚，财源不足。
因此这个义仓粮，是必须得收的，这本质上就是地税。
此前各地义仓，有按户征收，有按亩征收，征收标准也各不相同，很是混乱，
但这个义仓粮，在这几年，确实为地方**解决了很大的财用窟窿。
因此，这个义仓必须继续要沿用，甚至亩纳二升，能征到更多粮，也就是户部首推的政策。
不论贵族士庶还是官绅百姓，见亩征粮。
这个跟租庸调里的地租不同，那个租，是按丁收租，一丁一年两石粟，不课户、不课丁还不征，征不到贵族官员头上。
因此，这个义仓粮，必须按亩征。
李逸此前在河南河北等多地任职，以战时长官的特权，在辖下就强行按亩征收地亩粮和户口钱。
之前李逸是以战时特别状态为由，强行推行这临时政策。
而现在，
从民部尚书裴矩，到吏部侍郎韩仲良，都要把李逸那套按亩征收推行，取代隋朝按户征收的义仓粮制度，
本质上就是府库空虚，财收不足，为了增加收入，也就不怕得罪贵族官僚体系，搞起了士绅官员一体按亩征粮了。
户部侍郎孙伏伽主张恢复社仓，让百姓自己管理社仓，这就很不符合朝廷的现实需求。
说到底，
裴矩他们这是要在租调正赋之外，再开源。
李世民刚刚还口口声声说轻徭薄赋，
可现在对按亩二升征义仓粮这事，却是深以为然。
“义仓既为百姓预作储贮，官为管理，以备凶年。此非朕所须，横生赋敛也。
利国利民之事，深是可嘉。
此事交予有司，议立条制。”
裴矩支持按亩纳二升的基本制度。
李世民在殿上也直接答应了。
关于孙伏伽的提议，兵部郎中戴胄认为，义仓之外，百姓若是自愿，也可于村社再立社仓，大户地主可在丰年时捐粮入仓，自己管理。
“臣听闻，李司空家乡万年御宿乡中，就一直有设立类似的粮仓，听说有村社仓、学会仓、桥会仓等等，
这些社仓、会仓，都是百姓自愿捐粮，自己推举德高望重村民组成理事会管理，
每年新粮入仓，旧粮便借贷出去以获利息，遇灾年赈济社民。
朝廷可以鼓励各地大户牵头，设立社仓，由州县派乡吏监督、审核仓账。”
他认为，社仓可以管，完全民间百姓自发，官府只派人监督，而不管理，跟义仓粮不相干。
戴胄还提出，
义仓粮按亩征收，而对于没有田地的商户匠户，也当按户等计算义仓缴纳额征收。
义仓粮，将成为大唐财政的压舱石，
既备荒年，
也为国家财政兜底，万一国用不足，也可临时挪用一二。
前朝可就是这样干的。
亩纳两升，
百亩纳两石。
这其实变相的把国家正赋的租，相当于翻了一倍。
口口声声说着轻徭薄赋的皇帝，
却对他们的提议完全赞同。
做了两个多月的皇帝，
心里很清楚，
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
以前还有隋朝的一点老底可用，太原备战的物资钱粮，西京东都的府库，但这些仓储也是越用越少。
不能找到新的财源，
朝廷可就要运转不了了。
大唐的地方官没俸禄，只有公廨田、职田租子，
京官虽有禄米和职田，但现在官吏增多，京官的职田却已经往往不够分了，只能直接发粟。
原本职田一亩，能收到六斗，甚至更多的租子。而现在朝廷发粟，一亩职田，只发给两斗粟。
职田租子收入从六七斗到二斗，少了好几倍。
但京官也只有禄米而没有俸钱，如今天下一统，屡有官员上书说京官有禄无俸，禄又少，职田租又降，京师物价又高，难以生活，希望朝廷能够提高官员待遇。
可李世民这个皇帝，也变不出钱粮来。
连朝廷京师百司的办公费用，都还是沿用旧例，给一笔钱帮为公廨本钱，让他们拿这笔钱去放贷收息，用利息来做办公费用、公厨的伙食费等。
以前他统兵征战，只管打仗，后勤粮草这些，无需他过多考虑。
而现在，
打个梁师都，虽然调突厥为主力，但朝廷也要调动一两万的兵马，仅这些兵马调动，就要耗费许多钱粮。
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，
当家了才知艰难。
”吏部侍郎韩仲良迁民部尚书。“
”民部侍郎孙伏伽迁陕州刺史。“
”兵部郎中戴胄改任大理少卿，兼谏议大夫！“
李世民采纳韩仲文亩纳二升的义仓粮制，升他为民部尚书，由他全面负责制订义仓管理条规，并尽快推行天下。
孙伏伽的建议虽未被采纳，但他也由民部侍郎升为陕州刺史，新的义仓制度，将率先在陕州试行。
”刚才戴少卿说无逸在御宿乡里推行的社仓、会仓效果很好，这值得学习借鉴啊。“
长孙无忌坐在那，
对于这新的义仓制很是不满，这哪是什么义仓粮，这不就是义仓税或是地税吗？
亩纳二升，这让不久前从李逸手中买下一千顷地，后面又从封德彝手里买下百顷地，还到处大肆兼并田地，新晋为大地主的长孙无忌十分肉疼。
他现在有一千多顷田地，十几万亩啊，若是亩纳两升义仓粮，那就得缴纳差不多三千石粟。
三千石粟，年年都得缴。
虽说如今一石粟价才一百二十钱，比早几年跌了十倍，可三千石粟也要三十六万钱啊。
”陛下，
义仓粮按亩纳二升，这太不合理了。田有好有坏，产量有高有低，怎么能都亩纳二升，这是不公平。
如果要按田好坏来定等，又必然会有舞弊不实，仍然不公。
臣以为，不如率户出粟，按照朝廷已有的九等户，来纳义仓粟。“
”前朝便是按此法行了几十年。“
韩仲良直言，若按前朝的，上户不过一石，中户不过七斗，下户不过四斗的标准征收，义仓粮收贮太少。
”那就提高一些，上上户五石，上中以下递减。“
长孙无忌提议，上上户5石，上中户4石，上下户3石，中上户2石，中中户1.5石，中下户1石，下上户7斗，下中户5斗，下下户免征。
这样一来，不论有田地的地主农民，还是没田地的商贾工匠，全按户等纳粟，相比起去统计田亩、田等，
九等户那都是现成的，不需要再那么麻烦的去调查清量，直接按已有的户等收便是。
前朝按三等户征收，上户不过一石，他长孙无忌大方点，九等户征收，上上户五石。
三千石还是五石，长孙无忌这账还是算的很清楚的。
李逸的地更多，原来田地万顷，就算卖地大半，也还有几千顷地，如果亩纳两升，李逸一年得纳粟万石。
长孙无忌觉得得找李逸谈谈，一定不能按亩征这义仓粮。
堂堂国舅就算不能免掉，那也最多缴纳五石粟！
(本章完)
东宫显德殿中，
李世民正跟宰相和三司官员，商议仍然严重的盗贼问题。
开府仪同三司长孙无忌今日上殿议事，“陛下，治沉疴下猛药，治乱世用重典，宜猛不宜宽。
请严刑峻法以治之！”
皇帝哂笑，
摇了摇头道：“民之所以为盗，皆因赋役繁重，官吏贪求，饥寒交集，便顾不上礼仪廉耻了。
朕当去奢省费，轻徭薄赋，选用廉吏，让百姓吃穿有余，则自然不再为盗，何必用严刑重法呢？”
户部侍郎孙伏伽提议，
“请在全国州县全面恢复义仓之制，令诸州百姓及军人，劝课当社，共立义仓，收获之日，随其所得，劝课出粟及麦，于当社造仓窖贮之。
若时有不熟，当社有饥馑者，即以此谷赈给。”
孙伏伽也认为百姓为盗，皆因饥馑，建立义仓，备粮赈灾救荒，百姓有口吃的，绝大多数人便都不会去做贼盗。
这就是从源头上止盗，而不是靠严刑峻法来止盗。
李世民大为赞同此提议。
其实义仓不是新鲜事，隋朝时就设立了，开始叫社仓，建于村社，官府劝课，而不强迫，也由村社自己管理。
是民间公益的。
但是后来，社仓的粮食，被朝廷盯上，于是朝廷要求社仓必须建立在州城县城，并且要由官吏征收管理，
甚至从劝课，也变成了上户不过一石，中户不过七斗，下户不过四斗的强制征收。
到了隋大业年间，国用不足，义仓粮经常被挪用以充官费。
等真正发生饥荒时，管理义仓的官吏，却不肯开仓放粮，甚至是无粮可放了。
义仓的挪用和贪污问题都很严重。
大唐开国以来，也沿用了义仓制度，一开始就是隋朝那套。
现在孙伏伽提出，重建义仓，是重建最开始的社仓那套，于村社里建仓，百姓自愿捐粮，自己管理，遇饥荒也是优先赈济本社村民。
社仓就跟民间的合作社一样，数户或数十户百姓结为社，互帮互助。
兵部郎中戴胄站出来反对，“义仓当由朝廷统一管理才行，十几户几十户一社的社仓，管理、贮存上都有诸多不便。”
吏部侍郎韩仲良也道，“先前各地义仓，大体沿用前朝制度，但因动荡，有的地方按户等征收，有的地方按田劝课，
臣以为，当统一制度，王公以下垦田，亩纳二升，其粟麦粳稻之属，各依土地，贮之州县，以备凶年。”
朝廷粮食的储备，中央有太仓、各转运仓、军仓，地方上有正仓、常平仓，民间储备是义仓、社仓。
“陛下，民以食为天，食以安为先。将义仓纳之于朝廷官府管理，也能杜绝混乱的情况，保证这些粮食的安全。
若遇灾荒，可以允许地方先开仓放粮再上报，以便尽快救济百姓。”
“义仓粮按亩纳粮二升，田多者多纳，田少者少纳，无田者不纳，先前李司徒安抚河南河北河东等地，
也都是推行此法，
按平均亩产一石计算，亩纳二升，则百取其二，负担绝不算重。”
如今天下户籍三百万，若是按户征收，平均一户五斗，那义仓粮一年能征一百来万石。
而如果按亩征收，所有耕地，包括王公贵族都要按亩征收二升，那能征收的义仓粮额就要翻好几翻。
数亿亩地，那就是数百万石，甚至上千万石粮。
检校侍中兼户部尚书裴矩也支持按亩征收义仓粮，义仓设于州县，由官府派官吏专门管理。
裴矩原就是隋朝高官，他很清楚义仓强制征收和官府管理，必然导致一旦官用不足，必然挪用义仓粮，很难真正做到只用于赈贷灾荒。
可他现在是户部尚书，管理国家财政，深知现在朝廷府库空虚，财源不足。
因此这个义仓粮，是必须得收的，这本质上就是地税。
此前各地义仓，有按户征收，有按亩征收，征收标准也各不相同，很是混乱，
但这个义仓粮，在这几年，确实为地方**解决了很大的财用窟窿。
因此，这个义仓必须继续要沿用，甚至亩纳二升，能征到更多粮，也就是户部首推的政策。
不论贵族士庶还是官绅百姓，见亩征粮。
这个跟租庸调里的地租不同，那个租，是按丁收租，一丁一年两石粟，不课户、不课丁还不征，征不到贵族官员头上。
因此，这个义仓粮，必须按亩征。
李逸此前在河南河北等多地任职，以战时长官的特权，在辖下就强行按亩征收地亩粮和户口钱。
之前李逸是以战时特别状态为由，强行推行这临时政策。
而现在，
从民部尚书裴矩，到吏部侍郎韩仲良，都要把李逸那套按亩征收推行，取代隋朝按户征收的义仓粮制度，
本质上就是府库空虚，财收不足，为了增加收入，也就不怕得罪贵族官僚体系，搞起了士绅官员一体按亩征粮了。
户部侍郎孙伏伽主张恢复社仓，让百姓自己管理社仓，这就很不符合朝廷的现实需求。
说到底，
裴矩他们这是要在租调正赋之外，再开源。
李世民刚刚还口口声声说轻徭薄赋，
可现在对按亩二升征义仓粮这事，却是深以为然。
“义仓既为百姓预作储贮，官为管理，以备凶年。此非朕所须，横生赋敛也。
利国利民之事，深是可嘉。
此事交予有司，议立条制。”
裴矩支持按亩纳二升的基本制度。
李世民在殿上也直接答应了。
关于孙伏伽的提议，兵部郎中戴胄认为，义仓之外，百姓若是自愿，也可于村社再立社仓，大户地主可在丰年时捐粮入仓，自己管理。
“臣听闻，李司空家乡万年御宿乡中，就一直有设立类似的粮仓，听说有村社仓、学会仓、桥会仓等等，
这些社仓、会仓，都是百姓自愿捐粮，自己推举德高望重村民组成理事会管理，
每年新粮入仓，旧粮便借贷出去以获利息，遇灾年赈济社民。
朝廷可以鼓励各地大户牵头，设立社仓，由州县派乡吏监督、审核仓账。”
他认为，社仓可以管，完全民间百姓自发，官府只派人监督，而不管理，跟义仓粮不相干。
戴胄还提出，
义仓粮按亩征收，而对于没有田地的商户匠户，也当按户等计算义仓缴纳额征收。
义仓粮，将成为大唐财政的压舱石，
既备荒年，
也为国家财政兜底，万一国用不足，也可临时挪用一二。
前朝可就是这样干的。
亩纳两升，
百亩纳两石。
这其实变相的把国家正赋的租，相当于翻了一倍。
口口声声说着轻徭薄赋的皇帝，
却对他们的提议完全赞同。
做了两个多月的皇帝，
心里很清楚，
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
以前还有隋朝的一点老底可用，太原备战的物资钱粮，西京东都的府库，但这些仓储也是越用越少。
不能找到新的财源，
朝廷可就要运转不了了。
大唐的地方官没俸禄，只有公廨田、职田租子，
京官虽有禄米和职田，但现在官吏增多，京官的职田却已经往往不够分了，只能直接发粟。
原本职田一亩，能收到六斗，甚至更多的租子。而现在朝廷发粟，一亩职田，只发给两斗粟。
职田租子收入从六七斗到二斗，少了好几倍。
但京官也只有禄米而没有俸钱，如今天下一统，屡有官员上书说京官有禄无俸，禄又少，职田租又降，京师物价又高，难以生活，希望朝廷能够提高官员待遇。
可李世民这个皇帝，也变不出钱粮来。
连朝廷京师百司的办公费用，都还是沿用旧例，给一笔钱帮为公廨本钱，让他们拿这笔钱去放贷收息，用利息来做办公费用、公厨的伙食费等。
以前他统兵征战，只管打仗，后勤粮草这些，无需他过多考虑。
而现在，
打个梁师都，虽然调突厥为主力，但朝廷也要调动一两万的兵马，仅这些兵马调动，就要耗费许多钱粮。
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，
当家了才知艰难。
”吏部侍郎韩仲良迁民部尚书。“
”民部侍郎孙伏伽迁陕州刺史。“
”兵部郎中戴胄改任大理少卿，兼谏议大夫！“
李世民采纳韩仲文亩纳二升的义仓粮制，升他为民部尚书，由他全面负责制订义仓管理条规，并尽快推行天下。
孙伏伽的建议虽未被采纳，但他也由民部侍郎升为陕州刺史，新的义仓制度，将率先在陕州试行。
”刚才戴少卿说无逸在御宿乡里推行的社仓、会仓效果很好，这值得学习借鉴啊。“
长孙无忌坐在那，
对于这新的义仓制很是不满，这哪是什么义仓粮，这不就是义仓税或是地税吗？
亩纳二升，这让不久前从李逸手中买下一千顷地，后面又从封德彝手里买下百顷地，还到处大肆兼并田地，新晋为大地主的长孙无忌十分肉疼。
他现在有一千多顷田地，十几万亩啊，若是亩纳两升义仓粮，那就得缴纳差不多三千石粟。
三千石粟，年年都得缴。
虽说如今一石粟价才一百二十钱，比早几年跌了十倍，可三千石粟也要三十六万钱啊。
”陛下，
义仓粮按亩纳二升，这太不合理了。田有好有坏，产量有高有低，怎么能都亩纳二升，这是不公平。
如果要按田好坏来定等，又必然会有舞弊不实，仍然不公。
臣以为，不如率户出粟，按照朝廷已有的九等户，来纳义仓粟。“
”前朝便是按此法行了几十年。“
韩仲良直言，若按前朝的，上户不过一石，中户不过七斗，下户不过四斗的标准征收，义仓粮收贮太少。
”那就提高一些，上上户五石，上中以下递减。“
长孙无忌提议，上上户5石，上中户4石，上下户3石，中上户2石，中中户1.5石，中下户1石，下上户7斗，下中户5斗，下下户免征。
这样一来，不论有田地的地主农民，还是没田地的商贾工匠，全按户等纳粟，相比起去统计田亩、田等，
九等户那都是现成的，不需要再那么麻烦的去调查清量，直接按已有的户等收便是。
前朝按三等户征收，上户不过一石，他长孙无忌大方点，九等户征收，上上户五石。
三千石还是五石，长孙无忌这账还是算的很清楚的。
李逸的地更多，原来田地万顷，就算卖地大半，也还有几千顷地，如果亩纳两升，李逸一年得纳粟万石。
长孙无忌觉得得找李逸谈谈，一定不能按亩征这义仓粮。
堂堂国舅就算不能免掉，那也最多缴纳五石粟！
(本章完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