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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海风把码头上的防雨布吹得猎猎作响,像是一面没人看得懂的旗。

  细辉的手指已经摸到了枪柄,那种冰凉的金属触感让他稍微镇定了一些。他盯着阿正那张满不在乎的脸,心里却莫名其妙地开始打鼓。

  这烂仔太淡定了。

  就在细辉准备下令动手的瞬间,几道刺眼的强光突然从阿正身后的黑暗里射了出来。

  那是几辆重型卡车的远光灯,光柱像是几把白色的利剑,直接要把细辉和他那两个保镖给刺穿。

  轰隆隆的引擎声盖过了海浪。

  卡车后面,没有拿刀的古惑仔,也没有端着微冲的飞虎队。

  只有七八十个手里拿着铁锹、十字镐,光着膀子,浑身肌肉像是花岗岩一样的建筑工人。

  领头的是那个在工地上负责打桩的山东汉子,嗓门大得像破锣:“正哥!砖拉完了!这几个穿西装的是不是想赖工钱?”

  几十把铁锹往地上一顿。

  那种气势,比深水埗任何一个堂口都要吓人。这是真正干力气活的人身上才有的煞气,一锹下去,不仅能铲土,也能把脑袋当西瓜开了。

  细辉的手猛地从腰间缩了回来,像是被烫了一下。

  “误会,都是误会。”细辉脸上的横肉抽搐了两下,把那个装满图纸的信封死死攥在手里,“既然货对版,那就不打扰正哥发财了。”

  他倒退着走了几步,然后转身钻进车里,连车门都差点夹住衣角,那辆奔驰车像只受惊的野狗,喷出一股黑烟,逃命似的窜上了沿海公路。

  阿正把手里的烟头往地上一弹,火星四溅。

  “怂包。”阿正回头冲那群工人大喊,“今晚加餐!猪头肉管够!明天天不亮,咱们就把这些港币换成发电机!”

  ……

  三个月。

  对于坐在中环办公室里的周生来说,三个月不过是喝了几次下午茶,搞了几次无关痛痒的董事会。

  但对于蛇口这片热得烫脚的红土地来说,三个月,足够让荒草变成水泥森林。

  1989年的春节刚过,空气里还残留着爆竹炸开后的硫磺味。

  蛇口工业区的一角,一座并不美观、甚至有些简陋的厂房矗立起来了。没有玻璃幕墙,没有像样的绿化,只有红砖砌成的围墙和那种最廉价的石棉瓦顶棚。

  但这里却是整个蛇口用电量最大的怪兽。

  厂房里,几十台不知道从哪淘来的二手波峰焊机正在轰鸣。那种刺鼻的松香水味道,混合着焊锡融化时的金属腥气,充斥着每一个角落。

  对于外行来说,这是毒气。

  但在罗晓军鼻子里,这是金钱的味道。

  他穿着一件半旧的深蓝色工装,袖口挽到手肘,手里拿着一块刚刚下线的电路板。

  这块板子丑得出奇。

  比起索尼或者松下那种绿油油、布线精美如同艺术品的PCB板,手里这块东西简直像是由于营养不良而畸形的怪胎。

  板基是焦黄色的,那是国产的酚醛树脂板,比玻纤板便宜了整整七成。上面的铜箔线路粗壮得像蚯蚓,为了解决信号干扰,好几处地方还飞着红红绿绿的跳线。

  尤其是中间那块区域。

  原本应该安放日本NEC解码芯片的位置,现在被一坨如同蜂巢般密集的黑色“牛屎”覆盖着——那是为了防抄袭,也是为了保护下面那堆由陈大有手工搭建的分立元件逻辑阵列,特意封上的黑胶。

  “军哥,这玩意儿看着……真的很土。”

  阿正站在旁边,看着那块板子,忍不住咂舌,“要是让鸭寮街那些发烧友看到,估计得骂咱们是搞收破烂的。”

  “土?”

  罗晓军用拇指擦掉黑胶边缘的一点毛刺,眼神里闪着精光,“土才好。土说明它皮实,说明它不挑食。”

  “那帮坐在空调房里的日本人,为了追求所谓的‘高保真’,把线路做得比头发丝还细,稍微受点潮就短路。咱们这个,哪怕你往上面泼杯水,甩干了照样能响。”

  不远处的工作台上,方振堂头发长得快盖住眼睛了,正拿着放大镜,神经质地检查着每一处焊点。

  陈大有则蹲在地上,正在调试一台改装过的冲压机。

  这两人,一个疯子学者,一个野路子技工,在这三个月里打了不下五十次架,摔了十几台样机,终于把那个“不可能”变成了“可能”。

  “各项参数怎么样?”罗晓军问。

  方振堂抬起头,那双充满了血丝的眼睛里全是狂热:“频响范围100Hz到12kHz,高音部分比日本货少了两个分贝,低音……嘿嘿,低音比他们的重!因为咱们用的变压器铜线加粗了,推力大!”

  “信噪比呢?”

  “稍微差一点,但是……”方振堂抓起那块丑陋的板子,“咱们把人声部分做了增强,听流行歌,特别是现在那种摇滚,带劲!那种滋滋的底噪,正好能混进电吉他的失真里,听不出来!”

  这就够了。

  在这个年代,大部分人手里拿的磁带都是翻录了七八遍的盗版,耳机也是两块钱一根的地摊货。

  谁在乎那两个分贝的高音?

  大家要的是响,要的是震耳朵,要的是能在广场上放出来让隔壁班女生回头的动静。

  “成本核算出来了吗?”罗晓军转头看向旁边的林婉儿。

  林婉儿瘦了一圈,但精神头极好。她手里拿着个算盘,噼里啪啦地拨弄着,随后报出了一个让空气都凝固的数字。

  “四十五。”

  阿正愣住了:“四十五港币?”

  “不,是人民币。”林婉儿抬起头,眼睛亮得吓人,“加上人工、水电、厂房折旧,这一块核心解码板的成本,只要四十五块人民币。”

  “日本那颗NEC芯片,现在的拿货价是多少?”罗晓军明知故问。

  “一百二,还是美金。”阿正咽了口唾沫,“还得求爷爷告奶奶,看那帮贸易商的脸色。”

  一百二美金对四十五人民币。

  这是一场屠杀。

  根本不需要什么高科技,这就是最赤裸裸的成本碾压。

  罗晓军把手里的电路板放下,脸上没有丝毫笑意。

  “别高兴得太早。”

  他走到厂房角落。那里摆着一台从隔壁小卖部借来的、用来冻冰棍的卧式冰柜。

  这台冰柜已经在满负荷运转了两个小时,里面结满了厚厚的白霜,温度计的指针指在零下十八度。

  “咱们的市场不光是南方。”

  罗晓军指着那台冰柜,“不管是东北的林场,还是西北的油田,只要有人想听歌,这机器就得能转。日本人的机器到了漠河,电池一冻就趴窝,皮带一硬就打滑。”

  “把样机放进去。”

  工人们都围了过来。

  陈大有小心翼翼地捧着那台刚刚组装好的随身听——外壳也是蛇口这边的塑料厂开模做的,手感有些粗糙,但那种灰黑色的磨砂质感,反而透着一股硬朗的工业风。

  机盖打开,放入一盘崔健的磁带。

  然后,连同耳机一起,扔进了那台冒着白气的冰柜里。

  盖子合上。

 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。

  厂房里安静得可怕,只有冰柜压缩机发出那种如同老牛喘气般的嗡嗡声。

  十分钟。

  二十分钟。

  三十分钟。

  阿正忍不住掏出烟盒,想点一根,被林婉儿瞪了一眼,又讪讪地塞了回去。

  所有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

  如果这台机器在里面冻死了,那所谓的“国产替代”就是个笑话。

  周生和那些等着看笑话的港商,会把“劣质品”这顶帽子扣在君业头上,一辈子都摘不下来。

  “时间到。”

  罗晓军看了一眼手腕上的电子表。

  陈大有深吸一口气,走过去,猛地掀开冰柜盖子。

  一股白烟腾起。

  那台随身听静静地躺在一堆雪糕中间,表面已经结了一层薄薄的霜花,看着就像一块冻硬了的黑砖头。

  陈大有伸手把它拿出来,手抖得厉害。

  他按下播放键。

  咔哒。

  机械传动的声音有些生涩,像是生锈的齿轮在咬合。

  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

  那一秒钟,漫长得像是一个世纪。

  滋滋……

  耳机里先是传来一阵电流声。

  紧接着。

  “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……蒙住双眼也蒙住了天……”

  那个粗犷、沙哑、充满了力量的声音,即使隔着那层白霜,即使是从那副廉价耳机的漏音里传出来,也依然清晰地钻进了在场每一个人的耳朵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