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兴县在沈文渊、韩彦、田修文等人的艰难支撑下，城外垦殖的流民渐渐安定，城内的秩序也略有恢复。
然而，这丝来之不易的安稳，很快便引来了嗅到味道的秃鹫。
这一日，湖州府又来了文书，并随之来了两顶与长兴县破败景象格格不入的青布小轿。文书上说得冠冕堂皇：感念长兴县处境艰难，民生凋敝，特增派得力干员，以充实县衙，辅佐沈县令共度时艰，恢复民生。
来的两人，一位是新任县丞，姓胡，约莫四十岁年纪，面团团似富家翁，未语先带三分笑，眼神却灵活地在眼眶里打转，透着经年累月修炼出来的精明与算计。
另一位是新任主簿，姓郑，四十五六岁，瘦高个，面色略显阴沉，手里几乎从不离一个油光发亮的紫檀木算盘，手指无意识地拨动着，仿佛随时要与人计算清楚分毫利弊。
二人皆是捐官出身，在官场这潭浑水里混迹多年，深谙钻营之道、敛财之术。
他们被派来长兴，绝非府城大佬们真的发了善心要来共度时艰，而是湖州府内某些人物见长兴县在沈文渊这个愣头青手里居然没垮，似乎还稳住了点局面，便迫不及待地安插自己人来摘桃子、捞油水，顺便监视、制衡沈文渊这个不太听话、不懂规矩的硬骨头。
胡县丞和郑主簿一到县衙，面对明显年轻且一脸疲惫的沈文渊，表现得极为恭敬客气，礼数周到得近乎夸张。
“沈县令真乃少年英才，能力挽狂澜于既倒，将这长兴危局稳定下来，实乃奇迹！下官佩服得五体投地！”胡县丞笑得眼睛眯成两条缝，拱手作揖，话语甜得发腻。
“正是正是，沈县令辛苦了。如今我二人奉府尊之命前来，定当竭尽全力，唯大人马首是瞻，为大人分忧解难，共克时艰！”
郑主簿说话间，眼睛却像探照灯一样，不动声色地扫视着这破败寒酸的县衙，手指下意识地搓着算盘珠，仿佛在估算这残垣断壁里哪里还能榨出几分油水。
沈文渊心中明镜似的，知道来者不善，是黄鼠狼给鸡拜年。但官场规矩如此，上官派来的佐贰官，他无法拒绝，只能强打精神，虚与委蛇，为二人安排了住处和公务房。
果然，胡、郑二人安顿下来后，茶水还没喝透，便立刻开始了一系列娴熟的操作。
胡县丞以“沈县令日理万机，琐碎事务不敢再劳烦大人”为名，极其“体贴”地主动要求接管户籍、赋税、文书往来、与地方乡绅联络等核心事务。
郑主簿则自然而然地协助管理仓库、物资登记造册、钱粮支出审计，并第一时间保管起了那几把象征性的钥匙。
他们带来的几个心腹随从，也被迅速安**户房、仓房等关键岗位，几乎一夜之间，就架空了沈文渊对县衙具体事务的直接控制。
对于沈文渊之前定下的、得罪了不少乡绅富户的“低地租垦殖令”，二人表面满口应承：“大人仁政，下官必定全力推行！”
背地里却对前来打探消息、诉苦的赵东家、钱老爷等人暗示：“此乃沈县令一时权宜之计，或有商榷余地……”
“如今县衙来了新人，凡事都好商量嘛，总要兼顾各方难处……”，试图卖人情，拉拢地方势力，为自己谋利铺路。
郑主簿在“清点”仓库那点可怜的存粮和物资时，斤斤计较到了极点，账目做得密密麻麻、滴水不漏，显得极其“清廉负责”，却暗中在称量、发放时克扣分量，将省下的些许粮食偷偷倒卖给城内黑市粮商。
胡县丞则在处理文书、受理诉讼时，对那些有求于他的乡民或底层胥吏，暗示索要“润笔费”、“辛苦钱”、“茶水钱”，雁过拔毛。
二人见韩彦年轻有为且背景不俗，便试图进行拉拢。
胡县丞私下找到韩彦，摆出一副推心置腹的模样：“韩县尉年轻有为，文武双全，何必跟着沈县令一条道走到黑？他这般行事，得罪了多少人？如今这局势，风云变幻，得多为自己打算啊。”
郑主簿则更直接地暗示：“韩县尉掌兵，实权在握；我等掌钱粮文书，亦是要害。若我等同心协力，互通有无，这长兴县何事不可为？何必事事听命于那位不通庶务的县令？”他们企图将韩彦拉入他们的利益小团体，共同架空沈文渊。
胡、郑二人的到来，非但没有带来任何实质帮助，反而像两颗老鼠屎，坏了一锅本就稀薄的粥，使长兴县本就复杂脆弱的局面更加混乱不堪。
政令开始出现矛盾，乡绅们观望犹豫，垦殖令的推行遇到了阻力。底层胥吏和百姓无所适从，不知道到底该听谁的。县衙内原本被韩彦整顿好的风气，又因为胡、郑及其亲随的作为而变得微妙起来，人心再次浮动。
沈文渊感到前所未有的掣肘。他每一个利民的决策，到了胡、郑那里，要么被拖延，要么被打折扣执行，要么就被添加上利于他们自己的私货。他大部分精力不得不耗费在与这两位佐官的周旋和内斗上。
韩彦对胡、郑的拉拢嗤之以鼻，明确表态：“下官唯沈县令马首是瞻，职责所在，乃是保境安民，非为结党营私。”但他也感受到工作难度大增，许多需要钱粮配合的治安措施，在郑主簿那里卡得死死的。
长兴县刚刚出现的一点生机，又被蒙上了一层浓厚的阴影。内部的倾轧和**，往往比外部的敌人更能摧毁一个地方的元气。
然而，这丝来之不易的安稳，很快便引来了嗅到味道的秃鹫。
这一日，湖州府又来了文书，并随之来了两顶与长兴县破败景象格格不入的青布小轿。文书上说得冠冕堂皇：感念长兴县处境艰难，民生凋敝，特增派得力干员，以充实县衙，辅佐沈县令共度时艰，恢复民生。
来的两人，一位是新任县丞，姓胡，约莫四十岁年纪，面团团似富家翁，未语先带三分笑，眼神却灵活地在眼眶里打转，透着经年累月修炼出来的精明与算计。
另一位是新任主簿，姓郑，四十五六岁，瘦高个，面色略显阴沉，手里几乎从不离一个油光发亮的紫檀木算盘，手指无意识地拨动着，仿佛随时要与人计算清楚分毫利弊。
二人皆是捐官出身，在官场这潭浑水里混迹多年，深谙钻营之道、敛财之术。
他们被派来长兴，绝非府城大佬们真的发了善心要来共度时艰，而是湖州府内某些人物见长兴县在沈文渊这个愣头青手里居然没垮，似乎还稳住了点局面，便迫不及待地安插自己人来摘桃子、捞油水，顺便监视、制衡沈文渊这个不太听话、不懂规矩的硬骨头。
胡县丞和郑主簿一到县衙，面对明显年轻且一脸疲惫的沈文渊，表现得极为恭敬客气，礼数周到得近乎夸张。
“沈县令真乃少年英才，能力挽狂澜于既倒，将这长兴危局稳定下来，实乃奇迹！下官佩服得五体投地！”胡县丞笑得眼睛眯成两条缝，拱手作揖，话语甜得发腻。
“正是正是，沈县令辛苦了。如今我二人奉府尊之命前来，定当竭尽全力，唯大人马首是瞻，为大人分忧解难，共克时艰！”
郑主簿说话间，眼睛却像探照灯一样，不动声色地扫视着这破败寒酸的县衙，手指下意识地搓着算盘珠，仿佛在估算这残垣断壁里哪里还能榨出几分油水。
沈文渊心中明镜似的，知道来者不善，是黄鼠狼给鸡拜年。但官场规矩如此，上官派来的佐贰官，他无法拒绝，只能强打精神，虚与委蛇，为二人安排了住处和公务房。
果然，胡、郑二人安顿下来后，茶水还没喝透，便立刻开始了一系列娴熟的操作。
胡县丞以“沈县令日理万机，琐碎事务不敢再劳烦大人”为名，极其“体贴”地主动要求接管户籍、赋税、文书往来、与地方乡绅联络等核心事务。
郑主簿则自然而然地协助管理仓库、物资登记造册、钱粮支出审计，并第一时间保管起了那几把象征性的钥匙。
他们带来的几个心腹随从，也被迅速安**户房、仓房等关键岗位，几乎一夜之间，就架空了沈文渊对县衙具体事务的直接控制。
对于沈文渊之前定下的、得罪了不少乡绅富户的“低地租垦殖令”，二人表面满口应承：“大人仁政，下官必定全力推行！”
背地里却对前来打探消息、诉苦的赵东家、钱老爷等人暗示：“此乃沈县令一时权宜之计，或有商榷余地……”
“如今县衙来了新人，凡事都好商量嘛，总要兼顾各方难处……”，试图卖人情，拉拢地方势力，为自己谋利铺路。
郑主簿在“清点”仓库那点可怜的存粮和物资时，斤斤计较到了极点，账目做得密密麻麻、滴水不漏，显得极其“清廉负责”，却暗中在称量、发放时克扣分量，将省下的些许粮食偷偷倒卖给城内黑市粮商。
胡县丞则在处理文书、受理诉讼时，对那些有求于他的乡民或底层胥吏，暗示索要“润笔费”、“辛苦钱”、“茶水钱”，雁过拔毛。
二人见韩彦年轻有为且背景不俗，便试图进行拉拢。
胡县丞私下找到韩彦，摆出一副推心置腹的模样：“韩县尉年轻有为，文武双全，何必跟着沈县令一条道走到黑？他这般行事，得罪了多少人？如今这局势，风云变幻，得多为自己打算啊。”
郑主簿则更直接地暗示：“韩县尉掌兵，实权在握；我等掌钱粮文书，亦是要害。若我等同心协力，互通有无，这长兴县何事不可为？何必事事听命于那位不通庶务的县令？”他们企图将韩彦拉入他们的利益小团体，共同架空沈文渊。
胡、郑二人的到来，非但没有带来任何实质帮助，反而像两颗老鼠屎，坏了一锅本就稀薄的粥，使长兴县本就复杂脆弱的局面更加混乱不堪。
政令开始出现矛盾，乡绅们观望犹豫，垦殖令的推行遇到了阻力。底层胥吏和百姓无所适从，不知道到底该听谁的。县衙内原本被韩彦整顿好的风气，又因为胡、郑及其亲随的作为而变得微妙起来，人心再次浮动。
沈文渊感到前所未有的掣肘。他每一个利民的决策，到了胡、郑那里，要么被拖延，要么被打折扣执行，要么就被添加上利于他们自己的私货。他大部分精力不得不耗费在与这两位佐官的周旋和内斗上。
韩彦对胡、郑的拉拢嗤之以鼻，明确表态：“下官唯沈县令马首是瞻，职责所在，乃是保境安民，非为结党营私。”但他也感受到工作难度大增，许多需要钱粮配合的治安措施，在郑主簿那里卡得死死的。
长兴县刚刚出现的一点生机，又被蒙上了一层浓厚的阴影。内部的倾轧和**，往往比外部的敌人更能摧毁一个地方的元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