楚怀远的电话是三天后回过来的。
声音透过听筒有些失真，但语气里的分量一点没减：
“赵四，你要的‘尚方宝剑’，批下来了。”
赵四握着话筒的手紧了紧：“怎么说？”
“项目代号‘748’，保密级别绝密，还是用你之前那个计算机技术推广的路子。”
“直接向中央科技领导小组负责，我挂一个名义上的组长，你任技术总负责人兼执行副组长。”
楚怀远顿了顿，“但老领导说了，这是一步险棋。”
“成了，功在千秋；败了……你得有心理准备。”
“我明白。”赵四说。
“还有，”楚怀远的声音压低了些，“李老让我带句话给你。”
“‘放手去做，天塌不下来。但记住，这火种既要燃得旺，也要守得住。’”
赵四心头一热：“替我谢谢李老。”
挂了电话，赵四站在办公室窗前，看着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在初夏的风里摇晃着新绿的叶子。
“748”三个数字，从此有了重量。
接下来的一个星期，赵四像上了发条。
白天，他逐个拜访在北京的相关单位。
中科院计算所、半导体所，清华无线电系、自动控制系，北大数学力学系……
晚上，他在气象站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整理名单、拟定联络方案、起草初步的技术规划框架。
陈启明、林雪、张卫东已经分头行动了。
陈启明带着两个新调来的年轻技术员，窝在图书馆和外文书店能找到的一切关于微处理器的资料里。
那些英文资料晦涩难懂，他们边查字典边啃，笔记本上画满了功能框图和时序逻辑。
林雪去了上海，和微电子学组的陆总工深谈了两天。
回来时带了一整箱的工艺样品和一份长达三十页的调研报告。
那是中国微电子工业的真实家底，薄得让人心酸，但又顽强得让人动容。
张卫东跑遍了北京所有跟计算机沾边的单位。
甚至托关系到邮电部找了几个搞通信编码的专家，试图从信号处理的角度理解芯片设计工具的需求。
他的结论很直接：“咱们现在连‘缺什么’都说不全，得先学会提问。”
这些年轻人的进展，赵四每天都会听汇报。
但他知道，真正要启动“748”工程，需要的人才是这些的十倍、百倍。
需要懂半导体物理的，懂集成电路设计的，懂精密光学的，懂化学材料的，懂自动控制的，懂计算机软件的……
需要那些在这个时代可能还没意识到自己价值的人。
六月的一个下午，赵四去了清华。
他没有惊动校领导，直接找到了无线电系的王教授。
当年“盘古”工程时合作过的老熟人。
王教授正在实验室里调试一台示波器，满头银发在日光灯下泛着光。
看见赵四，他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：“稀客啊赵总工！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”
“东风。”
赵四也笑，接过王教授递过来的搪瓷缸子，里面是温热的茉莉花茶。
两人在实验室角落的旧沙发上坐下。
窗外传来学生打篮球的喧闹声，青春而鲜活。
寒暄了几句，赵四切入正题：“王教授，我想找几个人。”
“什么人？”
“聪明、踏实、坐得住冷板凳，对集成电路或者计算机有浓厚兴趣的年轻人。”
赵四顿了顿，“研究生最好，特别优秀的高年级本科生也行。”
王教授推了推眼镜：“你要这么多人干什么？‘天河’工程不是已经有人了吗？”
“新项目。”赵四说，“比‘天河’更基础，也更难。”
他从随身带的帆布包里拿出一份简短的提纲。
没有具体技术内容，只写了项目的战略意义和目标：
突破信息处理核心瓶颈，为国家信息产业奠基。
王教授看完，沉默了很久。
实验室里只有示波器扫描线发出的轻微蜂鸣声。
“赵明啊，”王教授终于开口，声音有些沙哑，“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？”
“知道。”赵四点头，“正因为知道，才必须做。”
“这些孩子……”
王教授望向窗外，篮球场上一个学生高高跃起，球划出漂亮的弧线落入篮筐。
“他们本该按部就班地毕业，分配工作，过安稳日子。”
“你把他们拉进这种绝密工程，意味着什么你清楚吗？”
“清楚。”
赵四的声音很平静，“意味着他们的名字可能很多年都不会被公开。”
“他们的成果会被归入保密档案，他们的青春要埋没在实验室和车间里。”
“那你还……”
“但王教授，”赵四打断他，目光灼灼，“您教了这么多年书，是为了什么？”
“是为了让学生们学一身本领，然后去按部就班地复制图纸、维护设备，还是为了让他们有机会......”
“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，去创造一些真正属于这个国家、这个时代的东西？”
王教授没说话。
赵四继续道：“我不保证成功，甚至不保证他们能亲眼看到成果应用的那天。”
“但我保证，只要他们加入，就会站在中国信息产业最前沿的战线上。”
“他们学到的、做到的，会直接决定十年后、二十年后，这个国家能不能在信息时代挺直腰杆。”
“你这是画饼。”王教授苦笑。
“是画饼。”
赵四坦然承认，“但饼总要有人画，更要有人去做。”
“我现在缺的，就是愿意相信这张饼，并愿意为之和面、生火、烙饼的人。”
又是一阵沉默。
王教授站起身，走到窗前，背对着赵四。
窗外夕阳西下，给校园里的老建筑镀上一层金红色。
“我手头有三个研究生。”
王教授终于开口，声音很轻，但很清晰。
“一个搞半导体物理的，叫周明，父亲是鞍钢的老工人，这孩子踏实得像块铁。”
“一个搞电路设计的，叫吴晓芸，是个姑娘，心细如发，做模拟电路连零点几毫伏的误差都能揪出来。”
“还有一个……”
他转过身，“叫刘志远，今年才二十一，本科还没毕业。”
“但已经把我实验室里那台老计算机的汇编语言摸透了，自己写了个小操作系统。”
赵四的眼睛亮了。
“但他们都有缺点。”
王教授盯着赵四，“周明太闷，三天说不了一句话。”
“吴晓芸身体不好，有哮喘。“
“刘志远……太聪明，聪明得有些傲气，跟谁都处不来。”
“我要了。”赵四毫不犹豫。
“你不再考虑考虑？”
“王教授，”赵四站起身，走到老人面前，“您说的这些不是缺点，是特点。”
“搞技术的人，要的就是这股劲儿。”
“坐得住冷板凳的耐性，揪得住细节的认真，还有不服输的傲气。”
王教授看着赵四，看了很久，忽然笑了：
“你啊，还是当年在‘盘古’时的样子。”
“行，人我给你。但赵明，你得答应我一件事。”
“您说。”
“照顾好他们。”
王教授的声音有些发颤，“这些孩子……都是好苗子。”
“别让他们……别让他们白白付出。”
赵四郑重地点头：“我答应您。”
从清华出来时，天已经擦黑。
赵四骑着那辆老自行车，穿行在暮色中的北京胡同里。
车筐里放着王教授给的三个学生的档案材料，薄薄的几页纸，却沉甸甸的。
他知道，这只是一个开始。
接下来的一周，赵四又跑了北大、中科院、邮电科学院……
他见的每个人，说的每句话，都围绕着同一个核心：
我们需要人，需要最优秀的人，去做一件可能看不到结果但必须去做的事。
有人听完直接摇头：“太玄了，赵总工，不是我不支持，是实在看不到可行性。”
有人犹豫再三：“让我想想，我得跟家里人商量。”
但也有人，眼睛一下子就亮了。
在北大理科楼一间堆满演算纸的办公室里，赵四见到了数学系的青年教师杨振华。
三十出头，戴着厚厚的眼镜，衬衫袖口磨得发白。
赵四只说了十分钟，杨振华就站了起来，在狭小的办公室里踱了两步，然后转身：
“赵总工，您说的那个指令集优化问题，是不是可以转化为图论中的最短路径问题？”
赵四一愣，随即激动起来：“对！就是这个思路！您怎么会……”
“我硕士论文做的就是这个方向。”
杨振华推了推眼镜，有些不好意思，“但毕业后分配来教书，一直没机会应用。“
“赵总工，如果您不嫌弃，我……我想加入。”
在中科院半导体所，赵四见到了五十多岁的研究员孙立人。
早年留苏归国，因为“成分问题”一直在一线做实验，没能带项目。
赵四说完，孙立人沉默了很久，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叠发黄的稿纸：
“这是我六三年开始整理的半导体工艺笔记，苏联的、美国的、日本的……”
“我能找到的资料都在这儿了。”
“赵总工，我老了，带不了大项目，但如果您需要个看炉子、调参数的老师傅……”
“我随时可以。”
在邮电科学院的通信实验室，赵四见到了四十出头的女工程师陈芳。
国内最早研究数字信号处理的那批人之一。
听完赵四的介绍，陈芳没有马上表态。
而是拿起粉笔，在黑板上画了一个简化的通信系统框图，然后在“编码”和“解码”两个模块上重重画了圈：
“赵总工，您说的芯片设计工具，本质上也是编码。”
“把逻辑功能‘编码’成晶体管布局。”
“我们搞通信的，最懂怎么设计高效、可靠的编码系统。”
“这个课题，我感兴趣。”
七月流火，北京的夏天闷热难当。
赵四的办公室墙上，挂起了一张巨大的人员联络图。
一个个名字被写在卡片上，用不同颜色的线连接。
红色代表已确定加入，蓝色代表在接触中，黄色代表有待进一步考察。
陈启明、林雪、张卫东的三个小组已经扩充到了十几人。
新来的周明、吴晓芸、刘志远迅速融入了团队。
周明跟着林雪跑工艺线，吴晓芸协助陈启明分析电路，刘志远则和张卫东一起捣鼓设计工具。
两个聪明人时而激烈争吵，时而一拍即合。
杨振华正式**了借调手续，带着他那堆图论和算法书搬进了气象站旁边临时腾出的平房。
孙立人每周三天从半导体所过来，手把手地教年轻人怎么调试扩散炉的温度曲线。
陈芳更是干脆，直接带着两个徒弟加入了项目，开始着手研究逻辑综合算法。
七月底的一天傍晚，楚怀远亲自来了气象站。
老人没让人通知，自己拄着拐杖，慢慢走进了赵四的办公室。
赵四正在墙上那张联络图前标注着什么，一回头，愣住了：“楚老？您怎么……”
“来看看你的‘黄埔军校’办得怎么样了。”
楚怀远笑了笑，走到图前，眯着眼睛看那些密密麻麻的名字和连线。
看了足足五分钟。
然后他转身，在赵四那张旧沙发上坐下：“四十七个人了。”
“是。”赵四倒了杯水递过去，“还有十几个在走手续。”
“都是自愿的？”
“都是。”
楚怀远点点头，慢慢喝了口水：“知道我最佩服你什么吗，赵四？”
赵四没接话。
“你不是在‘调’人，你是在‘找’人。”
楚怀远看着墙上那些名字，“找那些心里还燃着火，却不知道往哪儿烧的人。”
“你给了他们方向，也给了他们柴。”
“是他们自己心里本来就有火。”
赵四轻声说，“我只是凑巧，划了根火柴。”
楚怀远笑了，笑得很深，眼角的皱纹像绽开的花：
“这话说得对。但赵四，火柴划完了，接下来就是真刀**的干了。你准备好了吗？”
赵四看向窗外。
气象站的小院里，几个年轻人正围着一台新运来的设备讨论着什么，夕阳的余晖把他们的身影拉得很长。
远处，北京城的灯火开始一盏盏亮起，在渐浓的暮色中连成一片温暖的光海。
“准备好了。”
赵四说，声音不高，但每个字都清晰有力，
“火种已经聚起来了，接下来，就是让它们烧成火把，烧成火炬。”
楚怀远顺着他的目光看向窗外，看了很久，然后慢慢站起身，拍了拍赵四的肩膀：
“那就烧吧。烧亮一点，让该看见的人，都看见。”
老人走了，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。
赵四重新站到联络图前，拿起笔，在图的中央，郑重地写下了三个数字：
“748”。
然后，他在旁边添了一行小字：
“1974年7月31日，筹备组初具雏形。汇聚英才四十七人，方向已明，只待起航。”
写完，他放下笔，走到窗前。
院子里，不知哪个年轻人轻轻哼起了歌，是那首《我们走在大路上》。
声音不大，有些跑调，但在夏夜的微风里，显得格外真切，格外有力量。
赵四听着，嘴角慢慢浮起一丝笑意。
火种已经聚齐了。
那么，就该点火了。
这一把火，要从最暗处燃起，要烧过最冷的夜，要一直烧到——
天光大亮。
声音透过听筒有些失真，但语气里的分量一点没减：
“赵四，你要的‘尚方宝剑’，批下来了。”
赵四握着话筒的手紧了紧：“怎么说？”
“项目代号‘748’，保密级别绝密，还是用你之前那个计算机技术推广的路子。”
“直接向中央科技领导小组负责，我挂一个名义上的组长，你任技术总负责人兼执行副组长。”
楚怀远顿了顿，“但老领导说了，这是一步险棋。”
“成了，功在千秋；败了……你得有心理准备。”
“我明白。”赵四说。
“还有，”楚怀远的声音压低了些，“李老让我带句话给你。”
“‘放手去做，天塌不下来。但记住，这火种既要燃得旺，也要守得住。’”
赵四心头一热：“替我谢谢李老。”
挂了电话，赵四站在办公室窗前，看着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在初夏的风里摇晃着新绿的叶子。
“748”三个数字，从此有了重量。
接下来的一个星期，赵四像上了发条。
白天，他逐个拜访在北京的相关单位。
中科院计算所、半导体所，清华无线电系、自动控制系，北大数学力学系……
晚上，他在气象站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整理名单、拟定联络方案、起草初步的技术规划框架。
陈启明、林雪、张卫东已经分头行动了。
陈启明带着两个新调来的年轻技术员，窝在图书馆和外文书店能找到的一切关于微处理器的资料里。
那些英文资料晦涩难懂，他们边查字典边啃，笔记本上画满了功能框图和时序逻辑。
林雪去了上海，和微电子学组的陆总工深谈了两天。
回来时带了一整箱的工艺样品和一份长达三十页的调研报告。
那是中国微电子工业的真实家底，薄得让人心酸，但又顽强得让人动容。
张卫东跑遍了北京所有跟计算机沾边的单位。
甚至托关系到邮电部找了几个搞通信编码的专家，试图从信号处理的角度理解芯片设计工具的需求。
他的结论很直接：“咱们现在连‘缺什么’都说不全，得先学会提问。”
这些年轻人的进展，赵四每天都会听汇报。
但他知道，真正要启动“748”工程，需要的人才是这些的十倍、百倍。
需要懂半导体物理的，懂集成电路设计的，懂精密光学的，懂化学材料的，懂自动控制的，懂计算机软件的……
需要那些在这个时代可能还没意识到自己价值的人。
六月的一个下午，赵四去了清华。
他没有惊动校领导，直接找到了无线电系的王教授。
当年“盘古”工程时合作过的老熟人。
王教授正在实验室里调试一台示波器，满头银发在日光灯下泛着光。
看见赵四，他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：“稀客啊赵总工！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”
“东风。”
赵四也笑，接过王教授递过来的搪瓷缸子，里面是温热的茉莉花茶。
两人在实验室角落的旧沙发上坐下。
窗外传来学生打篮球的喧闹声，青春而鲜活。
寒暄了几句，赵四切入正题：“王教授，我想找几个人。”
“什么人？”
“聪明、踏实、坐得住冷板凳，对集成电路或者计算机有浓厚兴趣的年轻人。”
赵四顿了顿，“研究生最好，特别优秀的高年级本科生也行。”
王教授推了推眼镜：“你要这么多人干什么？‘天河’工程不是已经有人了吗？”
“新项目。”赵四说，“比‘天河’更基础，也更难。”
他从随身带的帆布包里拿出一份简短的提纲。
没有具体技术内容，只写了项目的战略意义和目标：
突破信息处理核心瓶颈，为国家信息产业奠基。
王教授看完，沉默了很久。
实验室里只有示波器扫描线发出的轻微蜂鸣声。
“赵明啊，”王教授终于开口，声音有些沙哑，“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？”
“知道。”赵四点头，“正因为知道，才必须做。”
“这些孩子……”
王教授望向窗外，篮球场上一个学生高高跃起，球划出漂亮的弧线落入篮筐。
“他们本该按部就班地毕业，分配工作，过安稳日子。”
“你把他们拉进这种绝密工程，意味着什么你清楚吗？”
“清楚。”
赵四的声音很平静，“意味着他们的名字可能很多年都不会被公开。”
“他们的成果会被归入保密档案，他们的青春要埋没在实验室和车间里。”
“那你还……”
“但王教授，”赵四打断他，目光灼灼，“您教了这么多年书，是为了什么？”
“是为了让学生们学一身本领，然后去按部就班地复制图纸、维护设备，还是为了让他们有机会......”
“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，去创造一些真正属于这个国家、这个时代的东西？”
王教授没说话。
赵四继续道：“我不保证成功，甚至不保证他们能亲眼看到成果应用的那天。”
“但我保证，只要他们加入，就会站在中国信息产业最前沿的战线上。”
“他们学到的、做到的，会直接决定十年后、二十年后，这个国家能不能在信息时代挺直腰杆。”
“你这是画饼。”王教授苦笑。
“是画饼。”
赵四坦然承认，“但饼总要有人画，更要有人去做。”
“我现在缺的，就是愿意相信这张饼，并愿意为之和面、生火、烙饼的人。”
又是一阵沉默。
王教授站起身，走到窗前，背对着赵四。
窗外夕阳西下，给校园里的老建筑镀上一层金红色。
“我手头有三个研究生。”
王教授终于开口，声音很轻，但很清晰。
“一个搞半导体物理的，叫周明，父亲是鞍钢的老工人，这孩子踏实得像块铁。”
“一个搞电路设计的，叫吴晓芸，是个姑娘，心细如发，做模拟电路连零点几毫伏的误差都能揪出来。”
“还有一个……”
他转过身，“叫刘志远，今年才二十一，本科还没毕业。”
“但已经把我实验室里那台老计算机的汇编语言摸透了，自己写了个小操作系统。”
赵四的眼睛亮了。
“但他们都有缺点。”
王教授盯着赵四，“周明太闷，三天说不了一句话。”
“吴晓芸身体不好，有哮喘。“
“刘志远……太聪明，聪明得有些傲气，跟谁都处不来。”
“我要了。”赵四毫不犹豫。
“你不再考虑考虑？”
“王教授，”赵四站起身，走到老人面前，“您说的这些不是缺点，是特点。”
“搞技术的人，要的就是这股劲儿。”
“坐得住冷板凳的耐性，揪得住细节的认真，还有不服输的傲气。”
王教授看着赵四，看了很久，忽然笑了：
“你啊，还是当年在‘盘古’时的样子。”
“行，人我给你。但赵明，你得答应我一件事。”
“您说。”
“照顾好他们。”
王教授的声音有些发颤，“这些孩子……都是好苗子。”
“别让他们……别让他们白白付出。”
赵四郑重地点头：“我答应您。”
从清华出来时，天已经擦黑。
赵四骑着那辆老自行车，穿行在暮色中的北京胡同里。
车筐里放着王教授给的三个学生的档案材料，薄薄的几页纸，却沉甸甸的。
他知道，这只是一个开始。
接下来的一周，赵四又跑了北大、中科院、邮电科学院……
他见的每个人，说的每句话，都围绕着同一个核心：
我们需要人，需要最优秀的人，去做一件可能看不到结果但必须去做的事。
有人听完直接摇头：“太玄了，赵总工，不是我不支持，是实在看不到可行性。”
有人犹豫再三：“让我想想，我得跟家里人商量。”
但也有人，眼睛一下子就亮了。
在北大理科楼一间堆满演算纸的办公室里，赵四见到了数学系的青年教师杨振华。
三十出头，戴着厚厚的眼镜，衬衫袖口磨得发白。
赵四只说了十分钟，杨振华就站了起来，在狭小的办公室里踱了两步，然后转身：
“赵总工，您说的那个指令集优化问题，是不是可以转化为图论中的最短路径问题？”
赵四一愣，随即激动起来：“对！就是这个思路！您怎么会……”
“我硕士论文做的就是这个方向。”
杨振华推了推眼镜，有些不好意思，“但毕业后分配来教书，一直没机会应用。“
“赵总工，如果您不嫌弃，我……我想加入。”
在中科院半导体所，赵四见到了五十多岁的研究员孙立人。
早年留苏归国，因为“成分问题”一直在一线做实验，没能带项目。
赵四说完，孙立人沉默了很久，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叠发黄的稿纸：
“这是我六三年开始整理的半导体工艺笔记，苏联的、美国的、日本的……”
“我能找到的资料都在这儿了。”
“赵总工，我老了，带不了大项目，但如果您需要个看炉子、调参数的老师傅……”
“我随时可以。”
在邮电科学院的通信实验室，赵四见到了四十出头的女工程师陈芳。
国内最早研究数字信号处理的那批人之一。
听完赵四的介绍，陈芳没有马上表态。
而是拿起粉笔，在黑板上画了一个简化的通信系统框图，然后在“编码”和“解码”两个模块上重重画了圈：
“赵总工，您说的芯片设计工具，本质上也是编码。”
“把逻辑功能‘编码’成晶体管布局。”
“我们搞通信的，最懂怎么设计高效、可靠的编码系统。”
“这个课题，我感兴趣。”
七月流火，北京的夏天闷热难当。
赵四的办公室墙上，挂起了一张巨大的人员联络图。
一个个名字被写在卡片上，用不同颜色的线连接。
红色代表已确定加入，蓝色代表在接触中，黄色代表有待进一步考察。
陈启明、林雪、张卫东的三个小组已经扩充到了十几人。
新来的周明、吴晓芸、刘志远迅速融入了团队。
周明跟着林雪跑工艺线，吴晓芸协助陈启明分析电路，刘志远则和张卫东一起捣鼓设计工具。
两个聪明人时而激烈争吵，时而一拍即合。
杨振华正式**了借调手续，带着他那堆图论和算法书搬进了气象站旁边临时腾出的平房。
孙立人每周三天从半导体所过来，手把手地教年轻人怎么调试扩散炉的温度曲线。
陈芳更是干脆，直接带着两个徒弟加入了项目，开始着手研究逻辑综合算法。
七月底的一天傍晚，楚怀远亲自来了气象站。
老人没让人通知，自己拄着拐杖，慢慢走进了赵四的办公室。
赵四正在墙上那张联络图前标注着什么，一回头，愣住了：“楚老？您怎么……”
“来看看你的‘黄埔军校’办得怎么样了。”
楚怀远笑了笑，走到图前，眯着眼睛看那些密密麻麻的名字和连线。
看了足足五分钟。
然后他转身，在赵四那张旧沙发上坐下：“四十七个人了。”
“是。”赵四倒了杯水递过去，“还有十几个在走手续。”
“都是自愿的？”
“都是。”
楚怀远点点头，慢慢喝了口水：“知道我最佩服你什么吗，赵四？”
赵四没接话。
“你不是在‘调’人，你是在‘找’人。”
楚怀远看着墙上那些名字，“找那些心里还燃着火，却不知道往哪儿烧的人。”
“你给了他们方向，也给了他们柴。”
“是他们自己心里本来就有火。”
赵四轻声说，“我只是凑巧，划了根火柴。”
楚怀远笑了，笑得很深，眼角的皱纹像绽开的花：
“这话说得对。但赵四，火柴划完了，接下来就是真刀**的干了。你准备好了吗？”
赵四看向窗外。
气象站的小院里，几个年轻人正围着一台新运来的设备讨论着什么，夕阳的余晖把他们的身影拉得很长。
远处，北京城的灯火开始一盏盏亮起，在渐浓的暮色中连成一片温暖的光海。
“准备好了。”
赵四说，声音不高，但每个字都清晰有力，
“火种已经聚起来了，接下来，就是让它们烧成火把，烧成火炬。”
楚怀远顺着他的目光看向窗外，看了很久，然后慢慢站起身，拍了拍赵四的肩膀：
“那就烧吧。烧亮一点，让该看见的人，都看见。”
老人走了，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。
赵四重新站到联络图前，拿起笔，在图的中央，郑重地写下了三个数字：
“748”。
然后，他在旁边添了一行小字：
“1974年7月31日，筹备组初具雏形。汇聚英才四十七人，方向已明，只待起航。”
写完，他放下笔，走到窗前。
院子里，不知哪个年轻人轻轻哼起了歌，是那首《我们走在大路上》。
声音不大，有些跑调，但在夏夜的微风里，显得格外真切，格外有力量。
赵四听着，嘴角慢慢浮起一丝笑意。
火种已经聚齐了。
那么，就该点火了。
这一把火，要从最暗处燃起，要烧过最冷的夜，要一直烧到——
天光大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