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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东方摆摆手，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：“你啊，不懂男人，男人飞黄腾达，当了官，但是不给老家的人办事，他就不是一个好官。叔叔是看重家族、看重集体利益的人！他在当县委书记的时候，就有意把各种政策、项目往西街倾斜，不然西街能有今天？能出这么多工人、干部？这都是有原因的！要不是叔叔的儿子争气，考上大学在省城发展，不愿回来，咱们苗家在县里的局面，肯定比现在强得多！县长？早就是我们苗家的了！”
他往后靠在沙发背上，跷起二郎腿，开始盘算更实际的问题：“哎，你说，我去找屈安军部长，带点什么东西好？第一次登门，不能太寒酸，也不能太俗气。”
孟晓敏在苗家的事情上，是老干部家庭出身，对迎来送往这套门道自然清楚。她想了想，说：“第一次去，又是过年，带点好烟好酒，再搭配些咱们曹河有名的土特产小米、手工粉条什么的，体面又实在。刚开始接触，不要把规矩定得太高，送钱更不合适，领导没和你建立足够的信任，反而会起戒心。循序渐进比较好。”
苗东方点点头，孟晓敏想的和他不谋而合：“嗯，宜早不宜迟。我听说马定凯在省城也没闲着，肯定也在到处活动。他要是从党校回来，借着方家的势，说不定真能争一争。我得抢在他前面，在屈部长那里挂上号。”
孟晓敏看着他，忽然问：“方云英……真的不打算干了？我听教育局的人也说，她最近气色很不好，经常请假。”
苗东方“哼”了一声：“女同志嘛，她早就心生退意了。身体是一方面，家里……估计也够她烦的。彭树德那个人，哼……算了，不说这个。她要是退了，常务副县长的位置空出来，肯定是我的，但是我还是想着，一步就位啊。不过眼下，先顾好我自己。明天，你就帮我去准备东西，要最好的！”
而当晚，方云英独自在家。客厅里只开了一盏壁灯，光线昏黄，茶几上摆放着不少的药瓶要罐，方云英是需要借助药物才能入睡，可是今天，吃了药，还是睡不着。
她坐在沙发上，手里拿着一本杂志，却半天没有翻动一页。墙上的挂钟指针慢慢走向十一点。
门口传来钥匙转动的声音，接着是有些踉跄的脚步声。
彭树德推门进来，头发不像白天那样一丝不苟，有些凌乱，脸上带着酒后的红晕，眼神也少了平日的儒雅从容，显得有些涣散。他脱下沾着寒气的外套，随手挂在门口的衣架上。
方云英放下杂志，看着他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声音平淡地问：“怎么今天回来这么晚？又喝酒了？”
彭树德换着拖鞋，头也没抬，语气有些不耐烦：“啊，晚上有个接待，推不掉。”
“接待？” 方云英嘴角泛起一丝冷冷的弧度，“我给王秘书打过电话了。王秘书说，你晚上根本没有安排接待。”
接着冷哼一声道：“彭树德，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？”
彭树德换鞋的动作顿了一下，随即直起身，脸上的不耐变成了被揭穿后的恼羞，但更多的是破罐子破摔的冷漠。他走到客厅，在方云英对面的单人沙发坐下，自己倒了杯热水喝了一口，才看向方云英，语气带着嘲讽：“方云英，你有必要把我看管得这么紧吗？查岗查到秘书那里去了？咱们两个现在是什么关系，你心里不清楚吗？说好听点，是夫妻；说实在点，就是搭伙过日子，维持个表面光鲜，别让外人看笑话，也别让小友难堪。这就够了！何必呢？你累不累？”
方云英看着他，胸口一阵熟悉的窒闷和刺痛，但长期的忍耐和疲惫让她连争吵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她移开目光，重新拿起杂志，声音透着深深的无力：“好吧，好吧，我也懒得管你这么多。只是……希望你能顾及一下两家的颜面，也顾及一下孩子的身份和感受。你是国企一把手，我是常务副县长，闹出什么难听的事，对谁都不好。”
“哎呀，我的方大县长，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！” 彭树德摆摆手，一副嫌她啰嗦的样子，“我做事有分寸！再说了，我能闹出什么事？我这不都是为了工作，为了这个家吗？”
方云英冷笑一声，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。她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主动提起另一件事，语气恢复了平时的平静：“我听说，你想把棉纺厂的许红梅，调到你们机械厂，负责那个农机批发市场的事？”
彭树德愣了一下，没想到方云英会主动提起这个。
他立刻换上公事公办的口吻，解释道：“啊，是有这个考虑。这可不是我个人的意思，这是为了工作。李书记让我们机械厂牵头搞这个批发市场，项目很重要，将来启动后，商务接待、对外联络肯定很多。许红梅同志……形象气质是要好些嘛，沟通协调能力也强，算是咱们厂的一个……门面吧。让她来负责市场这一块，对开展工作有好处。我这也是从工作出发，你可别多想。”
彭树德拿起方云英的药瓶，翻看了两眼之后，又将药瓶放下，补充道：“这个药要少吃嘛，有副作用”。
方云英表情冷漠，知道彭树德关心这个药也是借题发挥，让自己不要那么生气，但还是道：“既然是县委李书记支持的重点工作，你又是具体负责人，用人方面，你肯定有自己的考虑。只要是对工作有利，我没什么意见。我这边，会给组织部的邓文东部长打个招呼，让他在部务会上尽快研究，走程序。”
彭树德有些意外，但更多的是松了口气，甚至觉得方云英难得地“通情达理”了一回。他脸上露出笑容：“这就对了嘛！都是为了工作！”
两人之间难得有了一丝看似“和谐”的气氛。方云英趁此机会，将话题引向了她真正关心的事：“对了，我听说，小友在公安局，被安排负责西街村那个苗树根的案子？这事儿你知不知道？”
提到儿子，彭树德的脸色立刻严肃起来，彭树德虽然喜欢女人不假，但任何女人也比不了自己的儿子，自然是不想让彭小友掺和这事。
彭树德从烟盒里取出一支烟，把烟盒丢在桌子上，两根手指头夹着烟，叹了口气，眉头也皱紧了：“知道！我正想说他呢！这小子，回来没有？”
眼睛就看向了旁边的房间：“又没回来？我要找他好好谈谈！这个案子水深得很，牵扯到苗东方，还有县里一堆乱七八糟的关系。苗树根这个人职位不高，但背后麻烦大！小友年轻，经验少，这种浑水，能少掺和就少掺和！”
方云英端起面前的茶杯，慢慢喝了一口已温开水，语气依旧平淡，但话里有话：“自己的儿子，你自己还不了解吗？他一年能回家里住几晚？这次又没回来。下午倒是打了个电话到家里，说在单位加班。”
“加班？加什么班？” 彭树德声音提高了一些，“他不会是在连夜审讯那个苗树根吧？”
在这件事情上，方云英的看法显然与彭树德不同。她放下茶杯，看着彭树德，缓缓说道：“西街村的人，这次做得确实太过分了。围堵市委领导调研，干扰国有企业正常秩序，影响极其恶劣。县委李书记非常生气，吕连群书记才下了重手。这个案子，如果小友能把它办好，办得稳妥，既依法依规，又把握好分寸，李书记自然会对他高看一眼。这对他的成长，是次难得的锻炼和考验。”
彭树德一听，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，仿佛第一次认识方云英：“云英，我真是看不懂你了！以前李显平当县委书记的时候，人家主动提出来，要提拔小友，是你坚决反对。怎么现在，你倒积极起来了，想着让小友挣‘表现’了？这前后矛盾啊！”
方云英眼神平静而深邃：“这不一样。李显平那时候要提拔小友，有多少是看在他的能力上？又有多少，是看在方家，或者说，是看在我这个常务副县长的面子上？那种提拔，根基不牢，隐患也多。但现在，是李书记没说过什么，是小友自己通过工作被局领导、被政法委领导看到，给了他这个机会。如果他确实有能力，德才兼备，能靠实绩，比靠关系，走得更稳，更远。”
“德才兼备？” 彭树德重复了一下这个词，脸上露出毫不掩饰的讥诮，心里暗道，没有关系，平常人一辈子副科级就是天花板了。
但这次他没有直接反对，只是换了个角度，“我不否认小友有才，但是这个案子也不是非他不可嘛！而且，经侦大队以前多清闲，现在掺和进这种事儿，以后得罪人的活少不了！我看啊，干脆让他换个岗位，去交警大队，或者去看守所、拘留所，哪怕是回局办公室管管内勤，都比在经侦强！这个位置太得罪人，没必要！为了那点所谓的‘进步’，把曹河有头有脸的人得罪一遍，值吗？”
涉及到儿子的前途和安全，彭树德的态度异常坚决，就算是再睡十次许红梅，提上裤子，还得说给自己的儿子近。
彭树德态度坚决道：“方云英，这事儿我坚决不同意！儿子绝对不能深度参与这个案子！我的话，他可能听不进去，腻烦。你这个当**，要多劝劝他，把他往回拉一拉！别把他往火坑里推！”
方云英静静地看着情绪有些激动的彭树德，等他稍微平复，才轻声反问：“树德，你这么拦着他，你不会和西街的事有参与吧？”
“开玩笑！西街那帮人，我倒是还真看不上。” 彭树德一挥手，“再说，有我们两个在，有方家、彭家这些关系在，他只要不犯大错误，稳稳当当的，过两年，当个副局长、局长，那不是水到渠成的事？何必非要在这种风口浪尖上得罪人？曹河县是曹河人的曹河县！县委李书记，还有那个愣头青吕连群，他们干几年就走了！可小友还得在曹河公安系统里干一辈子！现在就把本地这些关系得罪死了，以后想抽身都抽不出来！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？”
彭树德这番话，虽然自私，但赤裸裸地揭示了一种现实的“生存智慧”。方云英沉默了。她不得不承认，彭树德说的，是曹河县很多本地干部心里真实的想法。
今天下午，马定凯从省城打来电话“汇报工作”时，也委婉地提到了这件事，意思是希望方云英能跟儿子说说，在案子处理上“把握尺度”，“控制在可控范围”。现在看来，事情的发展，似乎已经有了些许失控的风险，各方的压力正在通过不同渠道，向他们这个家庭汇聚。
方云英内心挣扎着。一边是丈夫基于现实利益的强烈反对和对儿子的保护，一边是她内心深处对儿子靠真本事立身的期望，以及对县委当前重点工作某种程度上的认同。还有马定凯那隐含的暗示……
良久，她似乎妥协了，叹了口气，声音有些疲惫：“好吧。那……等小友明天回来，或者有空的时候，我给他打个电话，跟他说说……。”
“何必等明天？” 彭树德立刻道，“现在就打！这个事儿，已经有好几个人拐弯抹角找过我了！再不管，我告诉你，后悔都来不及！你不是不想干了吗？我无所谓，反正我是企业干部。可小友不一样，他还年轻，以后的路还长！在体制内想走得远，离不开众人抬轿！这个道理，你当常务副县长，不应该比我更清楚吗？”
方云英犹豫了一下，终于还是伸手拿起了茶几上那部笨重的“大哥大”移动电话。她凭着记忆，先拨打了儿子彭小友在公安局单身宿舍的电话。
听筒里传来长长的“嘟——嘟——”声，响了七八声，一直无人接听，直到自动挂断。
“没人接。” 方云英放下大哥大。
“打他办公室电话！” 彭树德催促。
方云英看了他一眼，又拿起电话，拨通了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办公室的号码。
同样，电话响了几声后，被接起，但传来的不是彭小友的声音，而是一个年轻干警的声音：“您好，经侦大队值班电话。”
“我找彭小友副大队长。” 方云英说。
“哦，彭队啊？他不在办公室。下午出去之后就没回来。您是哪位？需要留个口信吗？” 对方客气地问。
“不用了，谢谢。” 方云英挂断了电话，看向彭树德，“办公室也没人。估计……年底了，他们年轻人，酒局多，可能和朋友出去吃饭了。”
彭树德闻言，脸色阴沉，暗道这小子不会连夜加班了吧。就重重地“哼”了一声，没再说话，起身走进了卧室，把方云英一个人留在了昏暗的客厅里。
1月23日，天气依然干冷，但难得地出了太阳，阳光虽然没什么暖意，却让灰扑扑的县城显得亮堂了些。
上午九点，两辆挂着东原市牌照的轿车驶入曹河县委大院。
副市长郑红旗，带着市教育局局长孔德文一行，到曹河县专题调研“两基”工作。
“两基”，是九十年代初国家着力推进的一项重大基础性民生工程，指的是“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”和“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”。这两项工作是提高国民素质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基石，尤其对于曹河这样的贫困县而言，更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、为长远发展积累人力资本的根本之策。
在东洪县我担任县长期间，曾下大力气抓教育，东洪的教育质量，特别是高考成绩，一度走在全市前列，每年都能有几个学生考上清华北大——这在当时高等教育资源极度稀缺、但农村学生录取比例相对较高的背景下，对于一个贫困县来说，是丁不起的成绩，也成了我工作中的一个亮点。因此，对“两基”工作，我不仅熟悉，也有感情。
我带着县委组织部长邓文东，宣传部长张修田以及分管文教卫的副县长钟必成等人，早已在楼下等候。车停稳，郑红旗副市长率先下车。
红旗市长自从卸任曹河县委书记之后，整个人状态不错，看起来精神饱满，面色红润。
红旗市长穿着一件黑色呢子大衣，围了一条灰色围巾，脸上的笑容温和沉稳，目光扫过来，依旧是我熟悉的那种既亲切又透着审视的意味。
“红旗市长，孔局长，欢迎欢迎！一路辛苦了！” 我快步迎上前，双手握住郑红旗伸过来的手。他的手温暖有力。
“朝阳啊，又见面了。” 郑红旗笑着用力回握，另一只手在我手臂上拍了拍，“这次来，可是要看看你的‘新地盘’，听听你在教育上有什么新招数。孔局长，”他转向身旁的教育局长孔德文，“这次你们要好好总结，曹河在教育上的变化。”
孔德文局长戴着一副黑框眼镜，学者气质，笑着和我握手：“李书记，要把东洪教育的经验带到曹河来啊。红旗市长可是没少夸你，还说你是他带出来的干部里啊，最能打硬仗的。这次调研，我们可是带着学习取经的态度来的。”
“孔局长过奖了，红旗市长是老领导，一直关心我。在曹河，我也是刚上手，很多工作还在摸索，正好借这个机会，请两位领导多指导。” 我谦逊地回应。
寒暄过后，按照预定行程，调研队伍直奔几个基层教学点。我们先后走访了县城里的曹河一中、二中，又驱车几十里，到了农村的陈桥乡中学和马洼村小学。整个行程安排得非常紧凑。
九十年代初的县级教育，尤其是农村教育，条件依然十分艰苦。
县一中的教学楼是钟毅书记任曹河县委副书记，县长时拍板盖的，算是县里最好的校舍，但内部的实验室、图书室设备依然简陋，算是只挂了牌子。
二中的条件就更差一些，墙皮多数有些脱落，教室里的桌椅板凳颇为陈旧。
而到了陈桥中学和马洼村小学，触目所及更是典型的农村学校景象：低矮的砖瓦平房，窗户玻璃不全，用塑料布或硬纸板挡着寒风；教室里生着煤炉，烟囱伸向窗外，但室温依然不高，不少孩子的小手冻得通红，握着铅笔写字。
操场是压实的土地，坑洼不平。课桌椅高低不一，特别是小学，很多桌椅都是土砖垒起来的。
这就是当时中国绝大多数县域教育的真实写照，教育投入严重不足，办学条件艰苦，很大程度上依靠村级自筹、乡镇补贴和群众投工投劳来勉强维持。
在每一处，郑红旗都看得仔细，问得具体。他走进教室，翻看学生的课本和作业本，询问课程开设情况；在教师办公室，和头发花白的老教师、刚毕业分配的年轻老师交谈，了解他们的工资待遇、生活困难；在学校简陋的食堂，查看学生的午餐情况。他表情一直很平静，但眉头偶尔会微微蹙起，尤其是在马洼村小学，看到孩子们在四面透风的教室里跺着脚取暖时，他沉默了好一会儿。
实地查看后，在县教育局的会议室召开了“两基”工作汇报会。县教育局局长卢庆林详细汇报了曹河县“两基”工作的进展情况、主要做法、存在困难和下一步打算。汇报材料准备得很扎实，数据详实。
红旗市长不时拿着铅笔，在材料上写写画画。
汇报结束后，郑红旗副市长没有立刻做指示。他摘下眼镜，缓缓靠在椅背上，目光扫过在场的县里干部，最后落在我身上，脸上露出一丝感慨的笑容，开口说道：
“刚才啊，咱们跑了几所学校，也听了教育局的详细汇报。总的来看，曹河的教育工作基础和底子还是比较薄的，但整体还是在扎实推进的，同志们也付出了很多辛苦。看到这些，作为曾经在曹河工作过的同志啊，也有些感触。”
他坐直身体，语气变得深沉，带着一种回顾和评价的意味：“我在曹河担任县委书记的时候，狠抓过一段时间教育工作。那个时候，县里的财政已经比较困难，可以说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。但是，县委、县**在对教育的投入上，是没有含糊的。我记得，光是用于县一中、二中以及几所重点乡镇中学的校舍改造、设备添置的财政补贴，前前后后加起来，就不下两千万。这笔钱，放在当时全市来看，比重不算最高，但也绝对不算低。可以说，是下了决心的。”
他看向我，示意道：“朝阳啊，**几句感慨，你继续汇报你的。”
我连忙说：“红旗市长，您说得非常对。我们这次调研也看到了，一中、二中的硬件基础，确实是老班子、老领导当年打下的。这为我们今天的工作，提供了很好的平台。您请继续指示。”
郑红旗点点头，接着说：“我刚才听了汇报的几个数据，印象比较深。一个是，全县适龄儿童少年九年义务教育入学率，达到了99%。这个数字来之不易，说明在‘普九’的‘一个都不能少’上，你们是花了力气，想了办法的，特别是对贫困家庭子女、留守儿童的就学保障，工作做到了家。另一个，是青壮年文盲扫除工作。通过办夜校、组织扫盲班这些土办法、实办法，全县青壮年文盲率大幅下降，基本识字率达到了70%以上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更多的群众，至少能看懂男女厕所的标识，能进行简单的金额计算，能读懂农药化肥的说明书，这是最基础，但也是最重要的生产能力、生活能力的提升！这些成绩，是实实在在的，值得肯定。”
他敲了敲桌子，语气变得更为凝重：“但是，问题也客观存在。硬件上的差距，大家都看到了，农村学校尤其艰苦。这需要持续加大投入，但也不能等靠要，要发动社会力量，多渠道筹措。我特别注意到，你们汇报里提到了特殊教育，主要是聋哑儿童的教育，目前还是个短板，甚至是空白。这一点，你们能主动认识到，并计划投入财政资金，筹建一所专门的聋哑学校或特教班，这个思路是好的，也体现了县委、县**对教育公平的重视，对弱势群体的关怀。这项工作，在全国很多地方都还是薄弱环节，甚至是盲区。你们能想到，并且打算去做，这就是一种进步，一种担当。”
我接过话头，汇报道：“红旗市长，孔局长，关于特殊教育这一块，我们确实是刚刚起步，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。县里聋哑儿童虽然绝对数量不大，但他们受教育的权利同样需要保障。投入五百万，对我们县财政来说压力不小，但我们认为这笔钱该花，也必须花。目前正在选址和进行前期规划，希望能尽快启动。”
郑红旗赞许地点了点头：“朝阳啊，**这一句，就是要肯定你们这个考虑。教育，不仅要锦上添花，更要雪中送炭。把有限的资金，用到最需要的地方，用到刀刃上，这体现了你们执政为民的理念和 priorities（优先序）的选择。很好。”
红旗书记是老牌的大学生，偶尔会冒出几句英文，我继续道：“红旗书记，在这方面，我们还有两个补充汇报的点，一个是关于筹办华侨中学的事，第二个思路是推动县属国有企业的校办企业，尽快转隶到地方来。像曹河酒厂的初中和小学，教学质量还是不错，如果纳入县**统一管理，能够缓解县里的教育压力，我考虑下一步，要把他们从企业里剥离出来。”
红旗市长道：“剥离出来？这一点有没有推动？难度应该很大啊。”
我看向了旁边的宣传部长张修田，张修田摊开了笔记本，汇报道：“红旗市长，恐惧症啊，这一点我做补充汇报吧。目前看，难度确实不小，主要是曹河酒厂请的老师，酒厂对学校还有补贴，他们现在也在对外招生，但是啊学费作为自留费用使用，这一点上，是一个矛盾。”
郑红旗自然知道，其中有利益纠葛，酒厂肯定想着管着学校，酒厂子弟上学方便不说，而且可以作为收费项目反哺酒厂。郑红旗若有所思道：“朝阳啊，老张说的是有道理的，之前搞普九的时候，我去酒厂做过调研，钟建是很反对将学校纳入教育局统一管理的，这一点啊，你们可以试一试，不过，估计有难度。”
苗东方摆摆手，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：“你啊，不懂男人，男人飞黄腾达，当了官，但是不给老家的人办事，他就不是一个好官。叔叔是看重家族、看重集体利益的人！他在当县委书记的时候，就有意把各种政策、项目往西街倾斜，不然西街能有今天？能出这么多工人、干部？这都是有原因的！要不是叔叔的儿子争气，考上大学在省城发展，不愿回来，咱们苗家在县里的局面，肯定比现在强得多！县长？早就是我们苗家的了！”
他往后靠在沙发背上，跷起二郎腿，开始盘算更实际的问题：“哎，你说，我去找屈安军部长，带点什么东西好？第一次登门，不能太寒酸，也不能太俗气。”
孟晓敏在苗家的事情上，是老干部家庭出身，对迎来送往这套门道自然清楚。她想了想，说：“第一次去，又是过年，带点好烟好酒，再搭配些咱们曹河有名的土特产小米、手工粉条什么的，体面又实在。刚开始接触，不要把规矩定得太高，送钱更不合适，领导没和你建立足够的信任，反而会起戒心。循序渐进比较好。”
苗东方点点头，孟晓敏想的和他不谋而合：“嗯，宜早不宜迟。我听说马定凯在省城也没闲着，肯定也在到处活动。他要是从党校回来，借着方家的势，说不定真能争一争。我得抢在他前面，在屈部长那里挂上号。”
孟晓敏看着他，忽然问：“方云英……真的不打算干了？我听教育局的人也说，她最近气色很不好，经常请假。”
苗东方“哼”了一声：“女同志嘛，她早就心生退意了。身体是一方面，家里……估计也够她烦的。彭树德那个人，哼……算了，不说这个。她要是退了，常务副县长的位置空出来，肯定是我的，但是我还是想着，一步就位啊。不过眼下，先顾好我自己。明天，你就帮我去准备东西，要最好的！”
而当晚，方云英独自在家。客厅里只开了一盏壁灯，光线昏黄，茶几上摆放着不少的药瓶要罐，方云英是需要借助药物才能入睡，可是今天，吃了药，还是睡不着。
她坐在沙发上，手里拿着一本杂志，却半天没有翻动一页。墙上的挂钟指针慢慢走向十一点。
门口传来钥匙转动的声音，接着是有些踉跄的脚步声。
彭树德推门进来，头发不像白天那样一丝不苟，有些凌乱，脸上带着酒后的红晕，眼神也少了平日的儒雅从容，显得有些涣散。他脱下沾着寒气的外套，随手挂在门口的衣架上。
方云英放下杂志，看着他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声音平淡地问：“怎么今天回来这么晚？又喝酒了？”
彭树德换着拖鞋，头也没抬，语气有些不耐烦：“啊，晚上有个接待，推不掉。”
“接待？” 方云英嘴角泛起一丝冷冷的弧度，“我给王秘书打过电话了。王秘书说，你晚上根本没有安排接待。”
接着冷哼一声道：“彭树德，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？”
彭树德换鞋的动作顿了一下，随即直起身，脸上的不耐变成了被揭穿后的恼羞，但更多的是破罐子破摔的冷漠。他走到客厅，在方云英对面的单人沙发坐下，自己倒了杯热水喝了一口，才看向方云英，语气带着嘲讽：“方云英，你有必要把我看管得这么紧吗？查岗查到秘书那里去了？咱们两个现在是什么关系，你心里不清楚吗？说好听点，是夫妻；说实在点，就是搭伙过日子，维持个表面光鲜，别让外人看笑话，也别让小友难堪。这就够了！何必呢？你累不累？”
方云英看着他，胸口一阵熟悉的窒闷和刺痛，但长期的忍耐和疲惫让她连争吵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她移开目光，重新拿起杂志，声音透着深深的无力：“好吧，好吧，我也懒得管你这么多。只是……希望你能顾及一下两家的颜面，也顾及一下孩子的身份和感受。你是国企一把手，我是常务副县长，闹出什么难听的事，对谁都不好。”
“哎呀，我的方大县长，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！” 彭树德摆摆手，一副嫌她啰嗦的样子，“我做事有分寸！再说了，我能闹出什么事？我这不都是为了工作，为了这个家吗？”
方云英冷笑一声，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。她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主动提起另一件事，语气恢复了平时的平静：“我听说，你想把棉纺厂的许红梅，调到你们机械厂，负责那个农机批发市场的事？”
彭树德愣了一下，没想到方云英会主动提起这个。
他立刻换上公事公办的口吻，解释道：“啊，是有这个考虑。这可不是我个人的意思，这是为了工作。李书记让我们机械厂牵头搞这个批发市场，项目很重要，将来启动后，商务接待、对外联络肯定很多。许红梅同志……形象气质是要好些嘛，沟通协调能力也强，算是咱们厂的一个……门面吧。让她来负责市场这一块，对开展工作有好处。我这也是从工作出发，你可别多想。”
彭树德拿起方云英的药瓶，翻看了两眼之后，又将药瓶放下，补充道：“这个药要少吃嘛，有副作用”。
方云英表情冷漠，知道彭树德关心这个药也是借题发挥，让自己不要那么生气，但还是道：“既然是县委李书记支持的重点工作，你又是具体负责人，用人方面，你肯定有自己的考虑。只要是对工作有利，我没什么意见。我这边，会给组织部的邓文东部长打个招呼，让他在部务会上尽快研究，走程序。”
彭树德有些意外，但更多的是松了口气，甚至觉得方云英难得地“通情达理”了一回。他脸上露出笑容：“这就对了嘛！都是为了工作！”
两人之间难得有了一丝看似“和谐”的气氛。方云英趁此机会，将话题引向了她真正关心的事：“对了，我听说，小友在公安局，被安排负责西街村那个苗树根的案子？这事儿你知不知道？”
提到儿子，彭树德的脸色立刻严肃起来，彭树德虽然喜欢女人不假，但任何女人也比不了自己的儿子，自然是不想让彭小友掺和这事。
彭树德从烟盒里取出一支烟，把烟盒丢在桌子上，两根手指头夹着烟，叹了口气，眉头也皱紧了：“知道！我正想说他呢！这小子，回来没有？”
眼睛就看向了旁边的房间：“又没回来？我要找他好好谈谈！这个案子水深得很，牵扯到苗东方，还有县里一堆乱七八糟的关系。苗树根这个人职位不高，但背后麻烦大！小友年轻，经验少，这种浑水，能少掺和就少掺和！”
方云英端起面前的茶杯，慢慢喝了一口已温开水，语气依旧平淡，但话里有话：“自己的儿子，你自己还不了解吗？他一年能回家里住几晚？这次又没回来。下午倒是打了个电话到家里，说在单位加班。”
“加班？加什么班？” 彭树德声音提高了一些，“他不会是在连夜审讯那个苗树根吧？”
在这件事情上，方云英的看法显然与彭树德不同。她放下茶杯，看着彭树德，缓缓说道：“西街村的人，这次做得确实太过分了。围堵市委领导调研，干扰国有企业正常秩序，影响极其恶劣。县委李书记非常生气，吕连群书记才下了重手。这个案子，如果小友能把它办好，办得稳妥，既依法依规，又把握好分寸，李书记自然会对他高看一眼。这对他的成长，是次难得的锻炼和考验。”
彭树德一听，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，仿佛第一次认识方云英：“云英，我真是看不懂你了！以前李显平当县委书记的时候，人家主动提出来，要提拔小友，是你坚决反对。怎么现在，你倒积极起来了，想着让小友挣‘表现’了？这前后矛盾啊！”
方云英眼神平静而深邃：“这不一样。李显平那时候要提拔小友，有多少是看在他的能力上？又有多少，是看在方家，或者说，是看在我这个常务副县长的面子上？那种提拔，根基不牢，隐患也多。但现在，是李书记没说过什么，是小友自己通过工作被局领导、被政法委领导看到，给了他这个机会。如果他确实有能力，德才兼备，能靠实绩，比靠关系，走得更稳，更远。”
“德才兼备？” 彭树德重复了一下这个词，脸上露出毫不掩饰的讥诮，心里暗道，没有关系，平常人一辈子副科级就是天花板了。
但这次他没有直接反对，只是换了个角度，“我不否认小友有才，但是这个案子也不是非他不可嘛！而且，经侦大队以前多清闲，现在掺和进这种事儿，以后得罪人的活少不了！我看啊，干脆让他换个岗位，去交警大队，或者去看守所、拘留所，哪怕是回局办公室管管内勤，都比在经侦强！这个位置太得罪人，没必要！为了那点所谓的‘进步’，把曹河有头有脸的人得罪一遍，值吗？”
涉及到儿子的前途和安全，彭树德的态度异常坚决，就算是再睡十次许红梅，提上裤子，还得说给自己的儿子近。
彭树德态度坚决道：“方云英，这事儿我坚决不同意！儿子绝对不能深度参与这个案子！我的话，他可能听不进去，腻烦。你这个当**，要多劝劝他，把他往回拉一拉！别把他往火坑里推！”
方云英静静地看着情绪有些激动的彭树德，等他稍微平复，才轻声反问：“树德，你这么拦着他，你不会和西街的事有参与吧？”
“开玩笑！西街那帮人，我倒是还真看不上。” 彭树德一挥手，“再说，有我们两个在，有方家、彭家这些关系在，他只要不犯大错误，稳稳当当的，过两年，当个副局长、局长，那不是水到渠成的事？何必非要在这种风口浪尖上得罪人？曹河县是曹河人的曹河县！县委李书记，还有那个愣头青吕连群，他们干几年就走了！可小友还得在曹河公安系统里干一辈子！现在就把本地这些关系得罪死了，以后想抽身都抽不出来！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？”
彭树德这番话，虽然自私，但赤裸裸地揭示了一种现实的“生存智慧”。方云英沉默了。她不得不承认，彭树德说的，是曹河县很多本地干部心里真实的想法。
今天下午，马定凯从省城打来电话“汇报工作”时，也委婉地提到了这件事，意思是希望方云英能跟儿子说说，在案子处理上“把握尺度”，“控制在可控范围”。现在看来，事情的发展，似乎已经有了些许失控的风险，各方的压力正在通过不同渠道，向他们这个家庭汇聚。
方云英内心挣扎着。一边是丈夫基于现实利益的强烈反对和对儿子的保护，一边是她内心深处对儿子靠真本事立身的期望，以及对县委当前重点工作某种程度上的认同。还有马定凯那隐含的暗示……
良久，她似乎妥协了，叹了口气，声音有些疲惫：“好吧。那……等小友明天回来，或者有空的时候，我给他打个电话，跟他说说……。”
“何必等明天？” 彭树德立刻道，“现在就打！这个事儿，已经有好几个人拐弯抹角找过我了！再不管，我告诉你，后悔都来不及！你不是不想干了吗？我无所谓，反正我是企业干部。可小友不一样，他还年轻，以后的路还长！在体制内想走得远，离不开众人抬轿！这个道理，你当常务副县长，不应该比我更清楚吗？”
方云英犹豫了一下，终于还是伸手拿起了茶几上那部笨重的“大哥大”移动电话。她凭着记忆，先拨打了儿子彭小友在公安局单身宿舍的电话。
听筒里传来长长的“嘟——嘟——”声，响了七八声，一直无人接听，直到自动挂断。
“没人接。” 方云英放下大哥大。
“打他办公室电话！” 彭树德催促。
方云英看了他一眼，又拿起电话，拨通了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办公室的号码。
同样，电话响了几声后，被接起，但传来的不是彭小友的声音，而是一个年轻干警的声音：“您好，经侦大队值班电话。”
“我找彭小友副大队长。” 方云英说。
“哦，彭队啊？他不在办公室。下午出去之后就没回来。您是哪位？需要留个口信吗？” 对方客气地问。
“不用了，谢谢。” 方云英挂断了电话，看向彭树德，“办公室也没人。估计……年底了，他们年轻人，酒局多，可能和朋友出去吃饭了。”
彭树德闻言，脸色阴沉，暗道这小子不会连夜加班了吧。就重重地“哼”了一声，没再说话，起身走进了卧室，把方云英一个人留在了昏暗的客厅里。
1月23日，天气依然干冷，但难得地出了太阳，阳光虽然没什么暖意，却让灰扑扑的县城显得亮堂了些。
上午九点，两辆挂着东原市牌照的轿车驶入曹河县委大院。
副市长郑红旗，带着市教育局局长孔德文一行，到曹河县专题调研“两基”工作。
“两基”，是九十年代初国家着力推进的一项重大基础性民生工程，指的是“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”和“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”。这两项工作是提高国民素质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基石，尤其对于曹河这样的贫困县而言，更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、为长远发展积累人力资本的根本之策。
在东洪县我担任县长期间，曾下大力气抓教育，东洪的教育质量，特别是高考成绩，一度走在全市前列，每年都能有几个学生考上清华北大——这在当时高等教育资源极度稀缺、但农村学生录取比例相对较高的背景下，对于一个贫困县来说，是丁不起的成绩，也成了我工作中的一个亮点。因此，对“两基”工作，我不仅熟悉，也有感情。
我带着县委组织部长邓文东，宣传部长张修田以及分管文教卫的副县长钟必成等人，早已在楼下等候。车停稳，郑红旗副市长率先下车。
红旗市长自从卸任曹河县委书记之后，整个人状态不错，看起来精神饱满，面色红润。
红旗市长穿着一件黑色呢子大衣，围了一条灰色围巾，脸上的笑容温和沉稳，目光扫过来，依旧是我熟悉的那种既亲切又透着审视的意味。
“红旗市长，孔局长，欢迎欢迎！一路辛苦了！” 我快步迎上前，双手握住郑红旗伸过来的手。他的手温暖有力。
“朝阳啊，又见面了。” 郑红旗笑着用力回握，另一只手在我手臂上拍了拍，“这次来，可是要看看你的‘新地盘’，听听你在教育上有什么新招数。孔局长，”他转向身旁的教育局长孔德文，“这次你们要好好总结，曹河在教育上的变化。”
孔德文局长戴着一副黑框眼镜，学者气质，笑着和我握手：“李书记，要把东洪教育的经验带到曹河来啊。红旗市长可是没少夸你，还说你是他带出来的干部里啊，最能打硬仗的。这次调研，我们可是带着学习取经的态度来的。”
“孔局长过奖了，红旗市长是老领导，一直关心我。在曹河，我也是刚上手，很多工作还在摸索，正好借这个机会，请两位领导多指导。” 我谦逊地回应。
寒暄过后，按照预定行程，调研队伍直奔几个基层教学点。我们先后走访了县城里的曹河一中、二中，又驱车几十里，到了农村的陈桥乡中学和马洼村小学。整个行程安排得非常紧凑。
九十年代初的县级教育，尤其是农村教育，条件依然十分艰苦。
县一中的教学楼是钟毅书记任曹河县委副书记，县长时拍板盖的，算是县里最好的校舍，但内部的实验室、图书室设备依然简陋，算是只挂了牌子。
二中的条件就更差一些，墙皮多数有些脱落，教室里的桌椅板凳颇为陈旧。
而到了陈桥中学和马洼村小学，触目所及更是典型的农村学校景象：低矮的砖瓦平房，窗户玻璃不全，用塑料布或硬纸板挡着寒风；教室里生着煤炉，烟囱伸向窗外，但室温依然不高，不少孩子的小手冻得通红，握着铅笔写字。
操场是压实的土地，坑洼不平。课桌椅高低不一，特别是小学，很多桌椅都是土砖垒起来的。
这就是当时中国绝大多数县域教育的真实写照，教育投入严重不足，办学条件艰苦，很大程度上依靠村级自筹、乡镇补贴和群众投工投劳来勉强维持。
在每一处，郑红旗都看得仔细，问得具体。他走进教室，翻看学生的课本和作业本，询问课程开设情况；在教师办公室，和头发花白的老教师、刚毕业分配的年轻老师交谈，了解他们的工资待遇、生活困难；在学校简陋的食堂，查看学生的午餐情况。他表情一直很平静，但眉头偶尔会微微蹙起，尤其是在马洼村小学，看到孩子们在四面透风的教室里跺着脚取暖时，他沉默了好一会儿。
实地查看后，在县教育局的会议室召开了“两基”工作汇报会。县教育局局长卢庆林详细汇报了曹河县“两基”工作的进展情况、主要做法、存在困难和下一步打算。汇报材料准备得很扎实，数据详实。
红旗市长不时拿着铅笔，在材料上写写画画。
汇报结束后，郑红旗副市长没有立刻做指示。他摘下眼镜，缓缓靠在椅背上，目光扫过在场的县里干部，最后落在我身上，脸上露出一丝感慨的笑容，开口说道：
“刚才啊，咱们跑了几所学校，也听了教育局的详细汇报。总的来看，曹河的教育工作基础和底子还是比较薄的，但整体还是在扎实推进的，同志们也付出了很多辛苦。看到这些，作为曾经在曹河工作过的同志啊，也有些感触。”
他坐直身体，语气变得深沉，带着一种回顾和评价的意味：“我在曹河担任县委书记的时候，狠抓过一段时间教育工作。那个时候，县里的财政已经比较困难，可以说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。但是，县委、县**在对教育的投入上，是没有含糊的。我记得，光是用于县一中、二中以及几所重点乡镇中学的校舍改造、设备添置的财政补贴，前前后后加起来，就不下两千万。这笔钱，放在当时全市来看，比重不算最高，但也绝对不算低。可以说，是下了决心的。”
他看向我，示意道：“朝阳啊，**几句感慨，你继续汇报你的。”
我连忙说：“红旗市长，您说得非常对。我们这次调研也看到了，一中、二中的硬件基础，确实是老班子、老领导当年打下的。这为我们今天的工作，提供了很好的平台。您请继续指示。”
郑红旗点点头，接着说：“我刚才听了汇报的几个数据，印象比较深。一个是，全县适龄儿童少年九年义务教育入学率，达到了99%。这个数字来之不易，说明在‘普九’的‘一个都不能少’上，你们是花了力气，想了办法的，特别是对贫困家庭子女、留守儿童的就学保障，工作做到了家。另一个，是青壮年文盲扫除工作。通过办夜校、组织扫盲班这些土办法、实办法，全县青壮年文盲率大幅下降，基本识字率达到了70%以上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更多的群众，至少能看懂男女厕所的标识，能进行简单的金额计算，能读懂农药化肥的说明书，这是最基础，但也是最重要的生产能力、生活能力的提升！这些成绩，是实实在在的，值得肯定。”
他敲了敲桌子，语气变得更为凝重：“但是，问题也客观存在。硬件上的差距，大家都看到了，农村学校尤其艰苦。这需要持续加大投入，但也不能等靠要，要发动社会力量，多渠道筹措。我特别注意到，你们汇报里提到了特殊教育，主要是聋哑儿童的教育，目前还是个短板，甚至是空白。这一点，你们能主动认识到，并计划投入财政资金，筹建一所专门的聋哑学校或特教班，这个思路是好的，也体现了县委、县**对教育公平的重视，对弱势群体的关怀。这项工作，在全国很多地方都还是薄弱环节，甚至是盲区。你们能想到，并且打算去做，这就是一种进步，一种担当。”
我接过话头，汇报道：“红旗市长，孔局长，关于特殊教育这一块，我们确实是刚刚起步，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。县里聋哑儿童虽然绝对数量不大，但他们受教育的权利同样需要保障。投入五百万，对我们县财政来说压力不小，但我们认为这笔钱该花，也必须花。目前正在选址和进行前期规划，希望能尽快启动。”
郑红旗赞许地点了点头：“朝阳啊，**这一句，就是要肯定你们这个考虑。教育，不仅要锦上添花，更要雪中送炭。把有限的资金，用到最需要的地方，用到刀刃上，这体现了你们执政为民的理念和 priorities（优先序）的选择。很好。”
红旗书记是老牌的大学生，偶尔会冒出几句英文，我继续道：“红旗书记，在这方面，我们还有两个补充汇报的点，一个是关于筹办华侨中学的事，第二个思路是推动县属国有企业的校办企业，尽快转隶到地方来。像曹河酒厂的初中和小学，教学质量还是不错，如果纳入县**统一管理，能够缓解县里的教育压力，我考虑下一步，要把他们从企业里剥离出来。”
红旗市长道：“剥离出来？这一点有没有推动？难度应该很大啊。”
我看向了旁边的宣传部长张修田，张修田摊开了笔记本，汇报道：“红旗市长，恐惧症啊，这一点我做补充汇报吧。目前看，难度确实不小，主要是曹河酒厂请的老师，酒厂对学校还有补贴，他们现在也在对外招生，但是啊学费作为自留费用使用，这一点上，是一个矛盾。”
郑红旗自然知道，其中有利益纠葛，酒厂肯定想着管着学校，酒厂子弟上学方便不说，而且可以作为收费项目反哺酒厂。郑红旗若有所思道：“朝阳啊，老张说的是有道理的，之前搞普九的时候，我去酒厂做过调研，钟建是很反对将学校纳入教育局统一管理的，这一点啊，你们可以试一试，不过，估计有难度。”